王稼祥不知如何理解毛泽东不同凡响的举动。在炮火连天、大军西行、危机四伏的路上,他竟然有闲情逸致去评价近似神话的传说。这对当前的处境是一种淡漠还是一种邈远的想象?是胸怀广阔还是从这传说里寻求启示、吸取力量?王稼祥是个精明而又诚挚的知识分子。他在与毛泽东较多的接触中,默默地观察着他。他虽然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却不像其他“吃洋面包”长大的留苏学生那样,只是从别人的传言中,从主观臆测中想象毛泽东。
他比博古、洛甫先到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相处很久。他从毛泽东带有悠闲色彩的繁忙中,看到他那样应付裕如地去创造一个完整的“国家”,除战争准备与战场指挥,他还同时关注施政、财经、外交、民事甚至开荒、植树……并亲自调查,起草文电、布告、命令和撰写文章,而且竟然能在工作之余博览群书。有时,他看到他长久地独自沉吟,绕室徘徊,那些深思熟虑的腹稿,便流泉般奔涌而出。
他还清楚地记得1932年3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十次常务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就是他亲自起草的。决议案以简明的语言阐述了植树造林的重大意义,对开展植树运动的办法和措施也至为详尽。这个《决议》在公布实行之时,正值中央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而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久之际。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里,建设伊始、百端待举,毛泽东竟能抓紧战争间隙,发动群众,改造山河,造福后代,没有广阔的胸怀,没有充足的胜利信心,没有远见卓识,岂能如此?
王稼祥深感毛有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经天纬地之才,由此产生了一种心定神宁的依附感。不过,在崇敬之余,他又有些困惑。他发现,在毛所有出人意外的言论行动中,并不都源于马列主义的指导,而是集中了古今明哲、各种思想的精华的杂糅。这种不纯粹的马列主义,也许正是与教条主义相区别的鲜明的特征。因为世上绝对纯粹的东西是没有的,列宁的论述也并不是马克思的重复!当时的王稼祥,并不理解这种杂糅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须。所谓的“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像王明、博古,他们只能背诵原文,却往往远离中国实际。以教条来指导革命必然把事情搞糟。
历史证明,不论哲学、文化、科学,都体现着“杂交优势”。马列主义的来源本身,也是杂糅。王稼祥发现,毛泽东很少翻阅马列主义的原著。王稼祥手边有《反杜林论》,有《国家与革命》,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等,毛泽东却很少借阅,有时浏览一下,似乎并不深研……有几次谈话甚至使王稼祥目瞪口呆,以致使他相信在上海听到的那些传言是真的:
“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可是,它不可能在一百年前的欧洲开出医治中国的药方。只有中国的大夫号脉之后才能对症下药!……”
他还听说,毛泽东竟然和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在长汀养病时,一连几天研讨《贞观政要》,还说过一句放荡不羁让人惊骇莫名的话:“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
这些,又使王稼祥对毛泽东产生了距离感。这几年,依附感和距离感始终困扰着他,再加上伤口久不愈合,身体不好,王稼祥总显得忧心忡忡。
在宁都会议之前,在前线与后方激烈争吵时,他才真正看清了毛泽东是对的。他看清了那些只顾执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后方委员们,对战争实际是多么无知。他们对前方的指责是多么不公,而且按照不切实际的国际战略,逼迫前线执行是多么可恨可恶!这些人握有尚方宝剑,只顾对国际负责,不体谅前线的实际困难,发号施令,指手画脚。王稼祥开始对这些人的马列主义是真是假发生了怀疑。
由于王稼祥最先与毛泽东接触,由于他比王明、博古更多地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所以他最先觉醒。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对撤销毛泽东的军内职务没有举手。不要轻看这一点,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环境与气氛中,不举手需要巨大的勇气。
对这一点,毛泽东始终没有忘怀。
这天晚上,毛泽东又给他大讲《淮南子》,又使他的困惑感加重了。他想跟毛泽东谈谈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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