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传：疯狂的幽灵（1921—1970）》：
第一章 堕落天使：49岁时的罗素“我的脑子现在不如从前。我已经过了最佳年龄，因此现在自然受人赞美了。”接近50岁生日那段时间，这是罗素常常挂在嘴上的那种诙谐的自谦之辞。1921年12月3日，他出席了在剑桥大学求学时认识的老友（这时已是事业有成的富裕律师）查尔斯·桑格在切尔西举行的宴会，对坐在身旁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说了上面这一番话。置身于这样的朋友中间，罗素不禁深刻地意识到这个事实：30年前，他和桑格一起学习数学；与那时相比，他已经变了许多。弗吉尼亚·伍尔夫语气温和，一直在旁边催促（伍尔夫当天夜里在日记中写道，“伯迪是热情的自我主义者，这一点起到积极作用”），于是他开始反思出现在他身上的这些变化。他告诉她，他依然认为，数学是“最高贵的艺术形式”，然而它不是他本人希望重新从事的那种艺术了：“人50岁时大脑变得呆板；再过一两个月，我就50岁了。”（实际上，他次年5月才满50岁）他说，他可以撰写更多哲学著作，但是“我得挣钱”，于是从那以后，他的大多数著述都是有人付费的报刊文章。他从事严肃思想研究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他告诉伍尔夫，在28至38岁之间，他“生活在地窖里，每天工作”，那时“激情控制了我”。如今，他已经接受了自己的状态，“我不再期望任何新的情感体验。我觉得，当我遇到一个新人时，已经不会发生什么浪漫的事情了”。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日记中如实记录了这些话语，既没有做出任何评价，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但是，罗素的其他朋友沮丧地发现，罗素出现了这些变化。两个月之后，韦布在位于格罗夫纳路的寓所中举行宴会。在比阿特丽斯·韦布的笔下，罗素“玩世不恭，说话诙谐，思维敏捷”，然而“不能与自己或者他人和平相处”。从政治角度看，她倾向于将他视为轻量级人物：“他态度从来都不严肃，他的经济和政治观点和他性情一样，随着个人的好恶波动……他过去懒散，没有耐心，不能通过深思熟虑的社会行动，解决让自由最大化的问题。”她认为，他总的说来已经沉沦了：如今，他扮演着堕落天使的角色，不乏靡菲斯特的诙谐，具有很好的分析头脑，常常嘲笑他人。这些因素让他成为给人刺激的同伴。但是，我带着悲伤，回顾对这位老友的看法。他作为文人，可能取得成功；但是，我怀疑，他是否可以成为有价值的思想家？我相当确定，他将不会获得爱情带来的幸福，不会进入创造性工作带来的平和心境。我回想20年之前的情景，伯迪·罗素专注思考抽象问题，散发着阳刚之气，做事显示出骑士风度，而且不乏同志情谊，亲切幽默，令人愉快，显示出完美的个人尊严，而且还带着一点清教主义的意味。对比之下，我看到他现在的状态，不禁感到悲伤：他不修边幅，身体不佳，玩世不恭，未老先衰，与……一个举止轻浮、信奉实利主义哲学的女子在一起。况且，他并不而且无法尊重她。
比阿特丽斯·韦布一直以敏锐的目光，记录罗素的个性变化，然而以上描绘的用词特别尖锐，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歪曲。其原因也许在于，她与罗素的第一任妻子艾丽丝保持着忠诚的朋友关系，对他的第二任妻子朵拉持排斥态度（“一个其貌不扬的矮子”）——朵拉27岁，年龄只有艾丽丝的一半，但是比较显老，不能被称为“姑娘”。
在以上日记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比阿特丽斯·韦布对罗素进行了简短的描述，特别突出的一点是他给老友们的感觉：在1921年，他们必须做出努力，才能理解罗素在人生和个性上出现的变化。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罗素经历了许多事情，疏远了他的朋友们；战争结束之后，他很长时间身在国外，先是在苏联，后来在中国。现在，他娶了新妻子，回到他们之中，从事的新职业是记者兼演说家，在人生的若干基本方面有了新的态度。鉴于这些原因，他看来肯定需要与朋友共度许多时间，一方面反思这些变化，另一方面试图解释，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认识的那个伯特兰·罗素——那个态度认真、自命不凡、主要爱好是沉思逻辑学和数学领域中的抽象真理的年轻人——后来的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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