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获《华尔街日报》2014年年度好书。
★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畅销书《白人的负担》作者倾力提供解决贫困问题的全球视角。
★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罗曼、哈佛政治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数位著名经济、政治、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联名推荐。
2010年2月28日，俄亥俄州西北部伍德县的两万多名村民在一阵机枪扫射及纵火中被逐出家园，理由是某英国公司想在他们的土地上植树造林，再出售木材，于是当地军队出面襄助。令人震惊的是，专司与全球贫穷做斗争的世界银行竟赞助且促成了此次驱赶行动。对于这一骇人听闻的时间，媒体报道寥寥，国际社会也未能给出最后的解决方案，这是为何？
随后，《威权政治》作者、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伊斯特利解释说，此事其实发生在乌干达的穆本德地区，由此引出本书的核心议题：富人与穷人的权利。这个地理错位的假设反映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若是发生此事，便会举世瞩目，而乌干达遭遇此事，又有谁知道和关心呢？
穷人的权利一直以来都是国际社会纷争不断的议题，大家普遍认为，经济发展和治国方针只有“专家”才懂。而在《威权政治》一书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支出，专家治国论者总是将世人的眼球吸引到技术解决方案上，以掩盖对穷人权利的侵犯行为，这种障眼法无疑是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道德悲剧。
书中还反驳了专家治国论者信奉的“白板论”，即一切均可重起炉灶，如有发展滞后等现象就应该在专家的指导下重新来过。与“白板论”相反，作者支持更为温和的改良观点，只有站在尊重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赋予穷人充分的政治权利与经济自由，全球性的贫困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第一章 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和他们没有进行的辩论
1974年12月，两位学者来到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巧的是，两人都出生于75年前的西欧，生日只相差6个月，而且这两人都已经历了漫长的职业生涯。1931年他们就已经彼此认识了，他们也都著有经济发展方面的书籍。
早在经济发展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之前，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就已经开始书写这个主题的著作。20世纪，在他著书的时候，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正斗得如火如荼。双方的巨大冲突驱使他做出了如下构想：个人权利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也就是个人的权利需要得到保障，继而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个体可以凭借它为自己面临的许多问题找到解决方案。根据哈耶克的描述，这些解决方案来自互相竞争的经济企业家和政治企业家，其中既包括私人商品，也包括政府服务。
关于社会如何才能脱离贫困走向繁荣，哈耶克和缪达尔（Myrdal）的观中站在了威权派一边。康德利夫和方显廷后来成了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最早参与威权式经济发展论战的那批人，然而如今两人都已经完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当时，西方对中国的某些态度和政策都十分恶劣，中国的发展论战就发生在如此背景之下。那时，有两个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发酵作用：一是美国出于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而不接受中国移民；二是美国坚持让在中国居住的美国人享有特权。当时的租界是英国或其他大国在中国占领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地区，在那里居住的美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的制约。
这个背景将解释为什么无论是在中国努力推动发展的西方人，还是中国的领导人及其顾问（包括方显廷）都欢迎威权主义发展思想，而拒绝建立在个人权利上的其他发展思想。这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倡导个人权利的人（比如康德利夫）会孤立无援，被忽视然后被遗忘。
为了了解这个背景，我们需要回过头来看看“一战”后在凡尔赛做出的三个重大决议。这三个决议反映了20世纪早期西方国家如何竭尽全力与非西方国家达成协议，个中曲折绝不是1919年各国聚在乌烟瘴气的会议室里进行几场讨论那么简单。
发生在凡尔赛宫里的三次不快
为了正式结束“一战”，战胜国与战败国在凡尔赛宫进行谈判。谈判的过程并不顺利，而是持续了1919年的整个上半年，直到1919年6月28日，与会各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才尘埃落定。尽管有27个国家参加了凡尔赛会议，但是其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只有美国、英国和法国。会上的三个决议后来对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发展思想史影响深远，其中包括建立国际联盟托管地，不支持种族平等，以及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国际联盟托管地
第一个决议是将原德属殖民地转为托管地。被托管的是地区，而不是指挥权。负责监督管理托管地的托管国对国际联盟负责，而建立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也是凡尔赛会议上的决议之一。这就是上文中引用的伍德罗·威尔逊那番“有史以来人类的意见第一次能被汇聚在一起，为了……提高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这一目的而共同努力”演讲的背景。至于世界上那些无助的地区该何去何从，威尔逊进一步阐明了对托管地的构想：“所有那些地区都被置于国际联盟的托管之下，国际联盟将为了这些地区居民的福利而对其进行管理，这是有史以来最为人道的安排；受国际联盟委托的托管国将在发展期内管理这些地区，国际联盟将以盟约的形式制定条例，禁止对这些无助的人民采取任何形式的、自私的剥削行为。”2
由于中国不是殖民地，因而没有受托管地制度的直接影响。然而，把发展作为一项不偏不倚的事业在某些地区为了居民的福利而开展的发展思想，却影响到了中国。这是技术官僚型发展最早的声明之一，它所强调的发展的受益人是无助的人，而不是实际操作发展的人。由此可见，这种思想如果不是太天真，就是无视了实际的掌权者。
实际上，很难区分托管地与殖民地有什么不同。国际联盟把原德属殖民地奖励给其他殖民国，尤其是英国（例如坦桑尼亚）和法国（例如西非多哥）。国际联盟并没有权力约束这些殖民国不进行剥削行为，毕竟它们将在发展期管理这些地区。于是，托管地变成了英国或法国的殖民地，只是名字不同而已。愤世嫉俗的人完全可以说托管地制度只不过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争夺权力而打的幌子。技术官僚派关注发展忽视了被发展地区人民的权利，然而这种思想将在此后发展思想形成期的30年间反复出现。在本章中，我们会看到它如何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我们将讨论它对英国在非洲的殖民政策，以及美国对拉丁美洲较为温和的帝国主义政策所施加的影响。
种族主义与发展
凡尔赛会议上的第二个决议是不支持种族平等，这也对中国及其发展思想的形成影响深远。作为第一个非白种人强国，日本期盼获得尊重，于是他们在1919年凡尔赛会议上提出了种族平等的要求，却被英国及美国否决。英国人是因为担心国际上会因此关注大英帝国领土上的种族歧视问题。而伍德罗·威尔逊本人在国内就是个种族隔离主义者，他也不希望国际干涉美国白种人对黑种人的政策。
之所以强调这个决议，是因为它告诉我们：1919~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西方国家仍然对种族歧视毫无愧疚感的时候，发展思想却得到了巩固，本章中中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在第三章中，我们会看到在“二战”期间种族主义在非洲殖民地中部将更为猖獗。凡尔赛会议上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否决日本人的种族平等提案，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下面我们将简单地介绍在这个关键时期西方世界的种族态度。
英国人和美国人对非洲人的种族歧视最为严重。卢格德勋爵（Lord Lugard）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任尼日利亚总督，他于1922年写的著作《双重使命》（The Dual Mandate）是英属非洲殖民地官员不可不读的“圣经”。在书中他对殖民主义态度进行了清楚的又令人不安的记录：“从性格脾气上来说，典型的非洲人种是无忧无虑、不堪大用又容易激动的，他们缺乏自控能力、纪律性和先见之明……‘他们的头脑’，用爱俚鹗爵士（Sir C. Eliot）的话来说，‘与动物更为接近，而与欧洲人或亚洲人的头脑相差甚远。’”卢格德爵士还评价：“这个人种的优点和缺点恰似那些可爱的孩子，只要被别人赢过一次，他们就会如同信任长者和智者那般毫无保留地信任对方……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爱俚鹗爵士认为他的描述同样适用于西印度群岛及南美各国。”简而言之，卢格德总结说道：“我们就是在和世界上那些心智水平类似于儿童的种族打交道。”3
英国人对自己的种族优越性感觉如此良好，以至他们以为黑种人也接受白种人至上的观点。甚至连自由主义者（例如英国生物学家，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主席的朱利安·赫胥黎）也称“土生土长的”非洲人“对白种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性有一种孩童般的信仰”。4
在本章中，即将亮相的美国远东问题研究专家斯坦利·亨贝克肯定了上述对黑种人的态度：“一般来说，黑种人干活儿只求糊口而不求更多……他们既不关心财产也不关心文化，要提高他们的经济水平就不得不牺牲他们的部分自由。”5
当然，在1919年凡尔赛会议上否决的种族平等并不仅仅针对黑种人，这种对所有其他种族的歧视在5年之后得到了进一步体现。1924年，美国通过了《东方人移民禁止法》，全面禁止亚洲移民进入美国，甚至不顾之前移民法案的规定，限制了许多其他国家的移民配额。对中国人来说，这是美国继1882年《排华法案》（当时美国对大举涌入国内的欧洲移民人数不做限制）以来，对中国人进行的一系列种族歧视的又一举动。1924年，美国商务部部长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对法案表示了支持，因为出于“生物和文化原因考虑，东方人和白种人的血脉不应该混杂在一起”。6鉴于这些观点，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在中国开始发展活动的时候，会全然不顾及中国人的权利了。
……
序 言
第一部分 一场从未展开的论战
第一章 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和他们没有进行的辩论
哈耶克逃脱纳粹魔掌
通往奴役之路
这不是政府与市场之争
“有意识的设计”的知识问题
为什么哈耶克与缪达尔之间未能进行论战？
逃避辩论的背后隐藏的政治动机
第二部分 为什么没有发生那场论战：发展思想的真实历史
第二章 从前的中国
发生在凡尔赛宫里的三次不快
世界上第一个发展计划
美国专家
寻求发展
世界上第一个本土发展经济学家
本书的第一个关键时刻
洛克菲勒的白板
一个不顾历史的历史学家
中国移民问题在太平洋学会会议上的消失
技术官僚与权利：关于治外法权的争论
自由中国
国家高于个体
另一条道路
中国内部的论战
方显廷出逃
小结
第三章 种族、战争以及非洲的命运
种族主义与对种族战争的恐惧
禁止公开的种族主义
殖民部遭遇内部的种族主义
海利勋爵的《非洲概览》
为殖民主义辩解：国家扮演的角色
技术官僚派对权利问题的回避
这看似一场真正的种族战争
美国人对帝国的攻击
本书的第二个关键时刻
联合国的成立
战后的帝国
牛津大学的殖民地经济研究席位
阿瑟·刘易斯爵士与克瓦米·恩克鲁玛
小结
第四章 波哥大的一天
官方发展史上记载的1948年4月9日
哥伦比亚历史上记载的1948年4月9日
国际上对于1948年4月9日的看法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及拉丁美洲发展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原罪
白板论划分出的第三世界
哥伦比亚本应展开的一场论战
小结
第三部分 白板论与以史为鉴
第五章 价值观：争取个人权利的漫长斗争
皇帝与自由城市的对立
欧洲：从威权到个人权利
自由城市的出现
就事论事
集体主义价值观
自由传播到大西洋
威权对价值观的影响
民主的巩固
亚洲价值观
大分化
个人权利如何解决问题
穷人究竟想要什么
证据与争论
能逃就逃
第六章 制度：能压迫他们我们就压迫他们
来自埃塞俄比亚更多的启示
压迫的代价
阿扎族
奴隶或后果
有根据的证据
奴隶贸易给对岸带来的后果
纵观全局
哥伦比亚的不发达
贝宁
“左”派的滑坡
第七章 大多数人的梦想
当纽约不如苏里南有希望的时候
另一个大分化
纽约精英阶层的衰落
权利是如何在纽约解决问题的
格林街与发展的城市
一个家族的经济发展
避难者
纽约的发达与欠发达
格林街上的非洲
民主与儿童死亡率
与其他国家相比之下美国的发达
第四部分 国家与个人
第八章 家园还是监狱？国家与移民 ？
民族主义的道德观
作为保护个人权利方式的移民
作为解决贫困问题工具的移民
未能举行的联合国峰会
汇款
人才流失
遗失的西弗吉尼亚州往事
“鬼国”
穆里德教徒
小结
第九章 国家的作用究竟多么重要？
国家政策真的会影响发展吗？
好政策还是好运气？
噪声与信号
测量误差
地区经济增长与国家经济增长
重返福建省
矫正执着于国家的思想
阿勒颇之殇
国际贸易
虚有其表的国家
小结
第五部分 有意识的设计与自发性的解决
第十章 市场：问题解决者团体
问题解决者团体
一个来自格拉斯哥的男人
被误解的斯密先生
斯密的问题解决系统
知识
解决动机问题
关键所在
市场解决机制与政府解决机制各自存在的问题
本书的第三个关键时刻
发展的目标与糟糕的原则
格林街的住户
专业化与成功
不断改变的专业化
一个顺应变化的韩国人
专业化带来的收益
郑周永是如何学会生产汽车的？
如何扩大成功？
亚当·斯密与发展
第十一章 技术如何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获得成功？
发展缺失的原因：技术
大众模式
检验大众模式
这是很疯狂，但它足够疯狂吗？
技术的良性循环
欧亚大陆的东部和西部
质疑权威
创新带来的私人收益
我们终于拥有一个关于创新的理论模型
技术的传播
人口迁徙
农民的力量
格林街区：技术转移与创造性破坏
技术扩散的补充说明
追赶还是落后
自由转变与后来居上
创新的知识问题：意外原则
令人意外的汽车
顾客对于自己专业知识的坚持
小结
第十二章 领导人：政治精英如何赢得了我们的支持？
专家治理的奇迹
是证据还是后果
危险的概率
山姆与乔的寓言故事
“热手”谬误
除了威权者，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影响了增长？
程度决定程度，变化产生变化
威权者与经济自由的变化
对英雄的期待
对“仁慈的威权者”的最后考查
威权的现状
民主体制如何抵制技术官僚？
漫长的论战
第十三章 结语
不要忘了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权利
不要忘了乌干达人民的权利
希望的曙光
那些东亚地区“仁慈的威权者”的成功故事呢？
格林街的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可以不再持双重标准了吗？
注 释
《威权政治》有力地证明了个人权利以及政治自由，保障了自发、共同以及持续的发展，而眼下大行其道的技术官僚派发展方法抹煞了这些权利，只会令全球贫困问题雪上加霜。
——南希·伯索尔
全球发展中心主席
伊斯特利的新书向我们阐明，专家主导的发展方法建立在一个根深蒂固但未经证实的假定之上，即贫困国家的人民没有自主决定的能力。正如本书的众多证据所示，这个假定具有双重缺陷，它既不道德，也注定将导致失败的政策。
——保罗·罗默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伊斯特利是当今世界研究发展问题有趣、发人深省的经济学作者之一。
——弗朗西斯·福山
享誉全球的政治学家
在这本激情澎湃的著作里，伊斯特利强烈呼吁世界彻底地改变对于发展问题的观点。他解释了当代关于发展本质的论战都有其历史根源，并指出个人权利和民主价值观不容那些追求快速经济增长的人随意践踏。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专业知识是繁荣与自由的源头，然而专家——尤其是外国专家，虽然力求减轻压迫统治，却往往被利用反而成为了压迫统治的工具。《威权政治》详尽地论述了威权主义发展，对于不熟悉伊斯特利著作的读者来说，本书可让人耳目一新；对于伊斯特利的无数忠实粉丝而言，这无疑是大师呈上的又一盛宴。
——安格斯·迪顿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与国际事务教授
伊斯特利是位发展经济学家，这是他的又一成功之作。本书对政府的角色、专家的失败以及经济发展的zui佳方法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泰勒·科文
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