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戏·乡影·乡文
深秋的北京，完场戏还未开，夜幕便降临了。我受命在工人俱乐部剧场门口，迎候钟老。
川剧进京，照例要邀请多年在京工作的文艺界的“老四川”们聆听乡音、一饱眼福。更何况，此次进京，汇报“振兴川剧”的成绩，意义非比寻常。前天，首场演出《巴山秀才》，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老张同志，把请柬送到振兴巷六号钟老家中去了。殊不知，近来钟老为准备随电影局石方禹局长携《廖仲恺》、《秋瑾》、《逆光》、《武林志》等影片赴日本访问，公务繁忙，一直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因而失去了先睹为快的良机。这位几乎每日小憩时都要听上两段川剧录音，以“神游于乡音”的“老戏迷”，对此深以为憾，惋惜再三。在北影工作的老板知道钟老的戏“瘾”惹犯了，不无心疼地对我说：“这个老头子呀，乡情最浓，一听是川戏，劲头就来了。这场戏不给他补起，可要惋惜个没完了！”果然，次日，老张同志又再次送请柬到北影来了。钟老既感谢，又欣喜，决定届时前往。
场内的戏已开锣了。我仍恭候在轿车停放处人口。一辆辆轿车车停客至，却始终不见钟老人影。我和老张，还有省文化局艺术处的老于都急了。老于猜测说：“钟老会不会都进去了？”我认为绝不可能，因为我把每辆轿车上下来的人都看清楚了的。
然而，事实证明：我错了！
当戏的第二场“谎报”开锣时，我失望地走进剧场。到第六排一看，却意外发现钟老夫妇当真早已端坐在那里，正津津有味地过着戏“瘾”呢！
事后，我曾问钟老，那晚他究竟是怎样“飞”进剧场的？他反倒不解地问我：“怎么叫‘飞’？坐十五路公共汽车来，从正门走进去的呀！”他老伴才告诉我：钟老看戏看电影，有两个“规矩”——一是必须提前到达；二是凡乘公共汽车顺道，决不要轿车送。
啊，难怪我那晚要“白”等！
那天，话题很快就转到了《巴山秀才》上。钟老说：“我很欣赏这出戏的结尾，不落俗套，敢出新意。试想，要是又千篇一律地弄个‘大团圆’的结局，这出戏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会大为减色！巴山秀才孟登科‘三杯御酒’后的悲剧结局，是全戏的点睛之笔。发人深省！’’他由此说到“振兴川剧”中的剧目观问题。他认为，提倡新编一些像《巴山秀才》这样的历史剧，让人民从舞台上学习历史，增长智慧，很有意义。他笑着说：“提起川剧，人们爱说它的特点是‘三小’——小生、小旦、小丑。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诚然，川剧的‘三小’戏如《评雪辨踪》、《迎贤店》、《做文章》等，是很有特色的。但川剧的剧目绝不仅于此。我1937年赴延安前，在家乡看了些川剧，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风波亭》、《走麦城》这类历史题材的大戏——因为这类戏或者多少使我懂得了爱国主义的崇高伟大，或者多少使我领悟了骄傲自满的祸患无穷。不是有所谓川剧剧目是‘唐三千，宋八百，数不清的三列国’的说法吗？可见，川剧是完全能够胜任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如果把川剧说成只能演‘小戏’，或把精力只集中在‘三小’戏的振兴上，我不赞成。”
说到这里，钟老诙谐而有深意地辩难道：“想想看，四川近百年来，出现了多少志士仁人！如果说孕育他们的文化土壤的主要剧中只能演‘三小’，那么，至多不过造就些白面t小生，或‘酸秀才’，哪能有那么多的志士仁人？所以，考察一个剧种的生命力，重要的一条，是看其剧目是否包含广阔的题材，特别是重大的历史题材。而我们的川剧，我以为剧目是完备的，因而是有生命力的，振兴的前途是光明的！”
的确，说起川剧，钟老兴味越来越浓。他说，1960年，邓小平同志曾指示：“编一点历史戏，使群众多长一些智慧。”这个指示，极有远见，应当成为我们今天“振兴川剧”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由此，他深情地谈起了当年亚公（李亚群同志）为贯彻这个指示，亲自动手参与三国戏《和亲记》剧本编写的动人事迹；谈起了《和亲记》的执笔者李明璋，为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编剧的早逝感到痛惜；并进而谈起了《巴山秀才》的编剧魏明伦，为新时期成长起来~9Lt_位优秀青年编剧感到欣慰……
大概也算一种“职业病’’吧，作为电影美学专家的钟老，接着便谈到川剧表演艺术中丰富的美学遗产。他说，由于中国戏曲的存在，使世界戏剧表演艺术形成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两大派。梅兰芳出国演出，蜚声海外，令世界上的不少大艺术家叹为观止。我们川剧艺术家们的表演，也有许多精彩的美学思想值得总结。《川剧艺术》上发表的那些老艺术家们的“谈艺录”，读起来就饶有兴味，很受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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