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换了庚帖便是经了“天命”，大家都要真心铁意，信守不渝的。
抗日战争渐渐地挨过1940年、1941年、1942年。日寇对我根据地的“扫荡”、“清剿”，日见残酷频繁，环境更加恶劣。特别在“五一扫荡”之后，冀中区碉堡据点棋布，沟路如网，八路军主力被迫撤往深山，剩下我们各支游击队，只得换上便衣，昼伏夜动，土匪似的搞些扰敌或宣传活动。因为连白天露面的自由都没有了，哪还可能探家写信？其次，大清河北的根据地，早在1941年就“变质”了，那儿敌伪遍地，保甲横行，抗属们都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怎么敢与家联络，给亲人招惹杀身之祸呢？
然而，情感的力量也真真不可思议。我姐姐虽然识字不多，却被封建意识塞满了头脑，本是个信奉三从四德、谨遵旧习的模范，但有个弟弟当了八路，竟一举打破了她的思想旧核，由接受革命观念进而成了村中妇救会的骨干，还一度任了妇女自卫队的大队长。这妇女自卫队是准民兵组织，识字唱歌之外，还要列队出操，集体跑步。连我这当兵的也难于想象，她怎能放开缠了十几年的双足，在村民面前高喊口令，带着大群妇女摸爬滚打呢？非但此也，她还在繁忙的公务中，学会了看文件，讲起话来居然满口“理论”字眼了。乡里人本来尊重文化，这使她在众人眼中一下提高了地位。
严酷的考验也接踵而来，大清河北的“变质”，迫使部队外转，干部隐蔽，抗日活动几乎全盘转入地下。随着敌寇汉奸的猖狂，到处传布的都是战败消息。正当老父日夜焦愁、六神无主的时候，我一位亲族大哥找到他说：光耀参加的那股子八路，听说在滹沱河南给鬼子包围了，打了三天三宿，一个也没有跑出来！
这个炸雷，使父亲和姐姐昏头昏脑了许多天，他们不住地想：“要跑出一个来呢？也许还有希望。可是，一个也没有跑出来呀！”然而希望还是有的，因为消息只是“听说”。
至于我那位“岳丈”（恕我至今还冒昧地这样称呼他，这纯然是一种尊敬），除了陪我姐姐悲叹之外，并没有退婚表示，照常在兵灾战乱中，精心诚意地保护着他的二闺女，一任颠沛奔波，出惊人险，却毫无悔意。
事后姐姐分析说，这原因，除了当时抗日的正气，对党的信赖，便是她自己的坚定和她字眼儿上的长进，都起了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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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