栅栏附近有一条穿过小树林的小径。那天晚上，没人看见埃塞尔从小径下去，要命的是，那条小径是通往海边最近的路。
他正对着房子走过去，抬头看着白色的墙面。两年前的夏天，他曾用亚麻油涂料粉刷过房子，现在看上去仍不失光泽。
他开门走了进去，关上身后的门再次停了下来。
过去几个星期他们一直都在为搬家作准备，他已经将房子上下都打扫过一遍了，现在地板看上去仍是一尘不染。所有的家具、地毯，以及门厅和房间挂着的画都拿走了，但老房子的记忆却不曾带走。他们在这里留下太多回忆。他和卡特琳在这里住了三年多，将自己的心血都倾注在这栋房子里了。
乔金站在屋内，周围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当初装修时敲敲打打的声音还清晰地在脑中回响。他脱了鞋，走进门厅，现在仍能闻到淡淡的清洗液的味道。
他在所有的房间里都走了一遍，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在这些房间溜达了。他走到楼上，在其中一间客房的门口停了几秒。房间很小，只有一扇窗户。素白色的墙纸，地板上空空如也。埃塞尔活着的时候这里曾是她的卧室。
当初搬家车放不下的东西仍存放在地下室里。乔金从一条狭窄、陡峭的楼梯走了下去，开始将那些东西拿到一块儿，包括一把扶手椅、几把椅子、几张床垫、一架小梯子和一个布满尘埃的鸟笼——里面曾经住过一只叫做威廉的虎皮鹦鹉，它死了好几年了。他们当初并没怎么打扫地下室，但里面还留有一个吸尘器。他插上电，很快将刷了漆的水泥地板打扫了一遍，然后又将碗柜和壁架自上而下擦干净。
现在，房子里空荡荡的，也干干净净的。
然后他开始收拾吸尘器、水桶、清洗液和抹布，将它们全都放在地下室的楼梯下面。
木工房的左边仍然挂着许多工具。乔金用一个纸箱将它们装了起来。有锤子、架子、钳子、三角尺、螺丝刀。新螺丝刀的用途可能更多，却不如老式的坚固，乔金想。
还有刷子、手锯、水平仪、折尺……
乔金手里拿着一个刨子，这时他突然听到一楼的前门开了。他立马站直腰听了听。
“喂？”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乔金？”
是卡特琳，她的声音听起来十分焦虑。他听见她关上身后的前门，朝门厅走来。
“我在下面！”他大声说，“在地窖里！”
他侧着耳朵听了听，但上面没有回应。
他朝地窖的楼梯走了一步，又听了听。上面死一般的寂静，他很快上楼，意识到卡特琳这会儿几乎不可能出现在门厅里。
她当然不在那儿。门厅就如同他半个钟头前进屋时一样，什么也没有。前门是关着的。
他走到门边，试了试门把。门并没有锁。
“喂？”他回头冲房子里面叫了一声。
没人回应。
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尽管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在房子里找到卡特琳，但乔金还是搜遍了整个房间。她不可能在这儿，这个时候她应该在厄兰岛。
她有什么理由在事先没有给他打电话的情况下驾着她的车一路跟他到斯德哥尔摩？
他听错了，一定是听错了。
乔金看了看钟，四点过十分。窗外差不多黑了。
他拿出手机按下“鳗鱼角”庄园的电话号码。这个时候卡特琳应该已经接利维亚和加布里埃尔回家了。
电话铃响了六次、七次、八次。无人接听。
他打了她的手机，依旧无人接听。
乔金收拾最后一点工具，将它们跟家具一起放在拖车里，尽量平复自己的情绪。最后，他将东西收拾停当，将所有的灯都熄了，锁上门，他再次拿出手机拨下一个当地的号码。
“威斯汀吗？”
母亲英格丽接电话的时候声音听起来总是那么焦虑，乔金想。
“你好，妈妈，是我。”
“你好，乔金。你现在在斯德哥尔摩吗？”
“是的，只不过……”
“你什么时候来这儿？”
他听出来了，当母亲知道电话那头是他的时候很是高兴，但当他说今晚不能过去看她时，她也没能掩饰自己的失望。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吗？”
“没，没有，”他很快说，“我只是觉得今天开车回厄兰岛安全些。我将托伦的画放在后备厢了，后面还有一拖车工具。我不想将这些东西留在外面过夜。”
“我明白。”英格丽轻轻地说。
“妈妈……卡特琳今天给你打电话了吗？”
“今天？没有啊。”
“那好，”他很快说，“我只是随便问问。”
“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我不知道，”他说，“我们现在住在厄兰岛了，妈妈。”
一挂掉电话他又再次拨打了“鳗鱼角”的电话。
可还是没人接听。现在已经四点半了。他发动引擎，将车开到街上。
在回家之前，乔金将“苹果屋”的钥匙放到房地产经纪商的办公室里。现在，他和卡特琳已经不再是斯德哥尔摩这栋房子的主人了。
当他行驶到高速公路的时候，开往郊区的公路上车满为患，他花了四十五分钟才出城。道路畅通的时候，已经五点四十五分了，乔金将车停在南泰利耶的一个停车场里，再次拨打了卡特琳的电话。
电话响了四次，这次有人接了。
“我是蒂尔达？戴维松。”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但他并不认识此人。
“你好？”乔金说。
他想一定是自己拨错了号码。
“请问你是谁？”女人说。
“我是乔金？威斯汀，”他慢慢地说，“我住在‘鳗鱼角’庄园。”
“我知道了。”
她没再说什么。
“我妻子在吗，我的孩子们呢？”乔金问。
电话那头并没有及时回答。
“他们不在。”
“请问你是……”
“我是警察，”女人说，“我想……”
“我妻子在哪儿？”乔金很快说。
又是一阵儿停顿。
“你在哪儿，乔金？在岛上吗？”
听来，那名女警官很年轻，声音听起来有点紧张，不是很自信。
“我在斯德哥尔摩，”他说，“正要出城……现在在南泰利耶郊外。”
“你正赶回厄兰岛吗？”
“是的，”他说，“我今天到斯德哥尔摩的房子拿最后一点东西。”他一字一顿地说，希望这位女警会回答他的问题，“你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是不是……”
“不能，”她打断他说，“我现在什么都不能说，但你最好赶紧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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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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