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夫·斯汤奈尔（Zeev Sternhell，1935—2020），波兰裔以色列历史学家，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政治学教授，致力于研究法西斯主义的诞生与崛起，尤其是法西斯主义在法国的根基。著有《反启蒙：从18世纪到冷战》《永恒回归：反民主以及衰落期的意识形态》《莫里斯·巴雷斯和法国民族主义》《不左不右，法国法西斯思想》《欧洲贬值的世纪》等。2008年因其在政治学方面的贡献荣获以色列艺术人文勋章。

译者简介：
张引弘，南京大学法语系硕士毕业，图书编辑。译有《列维纳斯：与神圣性的对话》（合译）、《双性人巴尔班》等。
甘露，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博士在读。译有《祖母的故事》（乔治·桑著）等。

和启蒙运动一样，反启蒙也是一场政治活动。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与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确立了反启蒙理论框架。作为第一代反启蒙思想家，他们目睹了1789年世界的倾覆。卡莱尔、泰纳、勒南代表了瓦解启蒙思想的第二次浪潮，面对19世纪政治生活民主化，这一浪潮持续高涨。他们的著作从各个方面呈现了对法国衰落的思考。在19、20世纪之交，反启蒙的第三次浪潮升起，代表人物有莫拉斯、斯宾格勒、梅尼克、巴雷斯、索雷尔等人。20世纪50年代伯林登上学术舞台以后，反启蒙的辩论发生了新的飞跃。

《反启蒙：从18世纪到冷战》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200多年间反启蒙的历史。作者认为：现代性存在着两面，一面是为人熟知的“洛克—康德式”的现代性，但同时，在18世纪到当代，现代性的另一个侧面得以显现，这就是反启蒙的传统。反启蒙思想并非一种反动的思想，而是属于现代思想之列。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作者从不同侧面讨论了从柏克、赫尔德到卡莱尔、梅尼克、勒南、索雷尔、莫拉斯等人的观点，以及反启蒙思想在这些思想家之间的流变，阐述并再现了反启蒙思想家们所有矛盾之外的共同思想基础。

反法国启蒙运动——或者更确切地说，反法国-康德启蒙运动——标志着一种政治文化的诞生，它全面反对18世纪形成的对世界、人和社会的看法。理性主义的现代性可追溯到17世纪科学革命和霍布斯直接的科学化政治阐述，它也发端于1688—168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及之后的法国大革命和17、18世纪之交的古今之争。光荣革命时期理论家洛克主要致力于政治学和人的科学，其成就可与前一世纪牛顿在数学、物理和自然科学上的成就相媲美。丰特内勒逝世于1757年，享年100岁。他是当时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凭借其理性的批评成为最伟大的“现代人”之一。他与培尔一起，为下一世纪的哲学飞跃奠定了基础。
然而，我们注意到文学理性主义和政治理性主义的胜利很快就激起猛烈反击，另一种政治文化酝酿而生。1725年，反启蒙文化先驱詹巴蒂斯塔•维柯的《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的一些原则（新科学）》第一版出版。我们认为，维柯迈出了反理性主义和反理智主义的第一步，也是崇拜个性和拒绝普遍概念的第一步。他是第一个呼吁拒绝自然权利原则的人。然而，直到19世纪初，他在那不勒斯以外的地方仍鲜有人知，其名声最远也未能走出意大利的土地。可以说，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启蒙文化得到强化的时候，他的历史作用才真正得以体现，而非在其思想诞生之时。因此，就直接的、现时的影响而言，反启蒙文化的创始人是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和埃德蒙•柏克。
继公元前5世纪雅典时代之后，18世纪成为第二个政治思想大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历史、政治和文化的现代性观念。启蒙运动首先是一场政治运动。卢梭这样说道：“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因此，‘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明、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政府?”
在18世纪，政治权力构成一切权力的基础，《不平等论》的作者准确地理解了他所处的时代，认为政治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这正是卢梭的影响力所在。至于英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哲学家休谟，他更关注观念的力量：“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建立起的政治体系需要哲学和理论的支撑。我们也发现分化这个国家的不同党派都各自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以佐证它们的行动计划。”
除了卢梭，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几乎就没有别的伟大哲学家了。洛克、休谟、康德分别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和德国。但在法国，却有非常多的大思想家如同传播自己观念般不懈地与丑恶斗争。这是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全体知识分子的时代，尼采认为伏尔泰是“最伟大的精神解放者之一”。从18世纪给“哲学家”一词所下的定义来看，所有哲学家都将政治视为唯一能够改变生活的手段。在此之前，人们从未如此热烈地探讨过未来世界：政治成了所有人的事。
这是《百科全书》的时代：如同大部分的汇编作品，尤其是旨在为知识分类的汇编作品，《分类词典》存在诸多缺陷，屡遭诟病，但首次出版的二十八卷仍然建立了知识史上前所未有的功绩。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将人置于宇宙的中心，个人通过物质进步表明自己拥有获得幸福的权利。而与此同时，18世纪的人又重新确定了情感的地位。卢梭肯定道：“无论伦理学家们怎样主张人的悟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情感；但大家公认，情感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悟性。由于情感的活动，我们的理性才能够趋于完善。我们所以求知，无非是因为希望享受；既没有欲望也没有恐惧的人肯费力去推理，那是不可思议的。”启蒙运动的世纪绝不是贬低情感的冷漠的知识时代，时至今日，情感仍然令启蒙运动的敌人们生厌。
“反启蒙”一词很可能由尼采首创，并在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被频繁使用。尼采为定义叔本华和瓦格纳的观点而创造了它，这并非偶然，因为这一词汇的出现不能仅仅归功于写作《教育家叔本华》的哲学天才，而实际上应该归功于反启蒙正是在“尼采时代”成为真正思想潮流的事实。18世纪末，社会在数十年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反理性主义和反普遍主义革命符合当时社会的需求，因而深入大街小巷。英国著名观念史学家以赛亚•伯林自认为是英文Counter Enlightement（反启蒙）一词的创造者，但该词在1973年以赛亚•伯林使用前就已存在了至少14年时间。罗伯特•沃克勒提到，当时声名远播的美国哲学家、著名左派杂志《党派评论》的主任威廉•巴雷特使用过这一词汇。巴雷特是首批将存在主义介绍给同仁的美国学者之一，尼采的这个概念恰好出现在一部存在主义著作中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Counter Enlightement一词之所以能够获得英语世界的认可，确实要归功于以赛亚•伯林在用词和普及词汇方面天生的敏感度。
如果说法语中本不存在这一术语，那是因为Gegen-Aufklrung（反启蒙）被平庸地译成“对启蒙哲学的反应”。人们没能意识到不久前尼采为了定义一种文化现象创造了这一意义重大的分析性概念。相反，反哲学家（anti-philosophe）一词的出现与百科全书派学者使用哲学家（philosophes）一词几乎同时发生。因此，虽然法语中不存在“反”（anti）或“反对”（contre）启蒙的说法，这一思想本身却从18世纪开始就已经出现，并一直发展到19和20世纪：随着时间临近20世纪，专注于法国-康德启蒙运动斗争的思想体系逐渐成为当时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
和启蒙运动完全一样，反启蒙也是一场政治活动，对启蒙运动的抨击在法国大革命前就已展开，且与大革命无关。在这伟大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中，发生了颠覆那影响深远的价值观的事件，而其全部意义确实直到下一个世纪才得到认可。早在攻占巴士底狱前，柏克和赫尔德——上文提到过，还有之前的维柯——就发起了战役，对抗法国启蒙运动、对抗理性主义、对抗笛卡尔和卢梭。从1744年维柯出版的最新一版《新科学》到旧制度败落，之间隔了近半个世纪；《人权宣言》起草三十年前，柏克就提出了首次批评，而赫尔德对1769年来哲学家所捍卫的原则表示了敌意，他虽然反对法国启蒙运动，却也怀着极大热忱欢呼法国君主专制制度垮台。
当然，启蒙运动分成各种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流派，就如同质疑它的运动一样：不可能不一样。如果说知识的丰富性、多元化、多样性及其内部的矛盾构成了启蒙思想的基本特征，那么对反启蒙来说，也是如此。不承认多样性是巨大的错误。启蒙运动并不旨在构建结构始终严密的思想体系，更准确地说，它是有着直接实践目的的思想传统；然而，尽管本身存在异质性，启蒙和反启蒙各自内部的所有形式和分支之间还是具有共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伏尔泰与卢梭、卢梭与孔多塞、孟德斯鸠与狄德罗及其他百科全书派成员，无论他们之间存在怎样的分歧，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和他们的主要盟友康德都因某些原则团结在一起，这些原则构成了18世纪这场伟大思想革命的核心。这两个思想传统存在各自的一致性和逻辑，但这不会破坏从18世纪初直到今天的这一阶段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
确实，正是出于反对这一看待历史、人和社会的新观点，反对这一新的认知理论，反对康德著名的“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反对那些促进了英国自由精神的建立、促成了之后18世纪末期的两份权利法案的签订和两次革命的爆发的启蒙运动原则，才形成了反启蒙的所有分支。两个世纪以来，反启蒙思想家们向这些基础原则发起反抗。这就是为什么必须从17世纪末英国发生的事件出发进行解读：要想让批评政治理性主义基础的观点站得住脚，从而使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具有说服力，那么无论如何，1689年都不能成为新纪元的开始，而只应是古老英国自由精神的复兴。在休谟看来，柏克及其学派所赞同的这一理由纯粹是幻想：英国式自由是革命带来的新精神，而不在于复兴建立在《大宪章》一类文件基础上的所谓旧政体。休谟的全部历史著作都以一个共同的观念作为基础：那些深受崇拜的旧宪章实际上不过是特权名录，手握权力的贪婪贵族们成功地将其强加给了这个天性专制的王国。英国体制的建立基础既非所谓的旧政体，也不是原始政府契约，而是王权与议会之间的政治妥协和相互依赖，因此它也是建立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上的。
然而，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正是柏克及其学派控诉的对象。1789年，洛克和休谟的光芒或许已被掩盖，尤其在欧洲大陆，人们用不同方式来诠释光荣革命，而美国仍然远离权力和文化的中心，无法在文明演变的舞台上扮演先锋角色。而且，反启蒙批评家们竭尽所能想要证明美国英属殖民地起义绝不是在与旧制度进行抗争，也不是至高无上的理性向历史发起的反抗。他们中最具智慧的人，比如作家、柏克在德国的译者和阐释者——后来成为梅特涅的秘书——弗里德里希•冯•根茨就认为，《独立宣言》就像是一层思想的外衣，殖民地需要用它来赋予这场独立以史诗般的意义；事实上，他们从未企图用人权来反对历史共同体成员的特殊权利。1800年初，根茨发表了一篇长文，文中，他致力于区分十三州起义与法国大革命，认为前者单纯是脱离殖民控制的运动，有着节制的、非常明确的、有限的目标，而后者其实是暴力、残忍的重大事件；在他看来，对“自然而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类有害原则的呼吁应当被视作错误的判断。该文章很快就被时任驻柏林全权公使、后来的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翻译成英文。1955年，这篇已被世人遗忘的文章重新出版，成为冷战时期反对启蒙运动思想之战的一个依据。
从亚当斯到20世纪30年代的卡尔•贝克尔，再到50年代罗素•柯克和今天的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我们注意到，美国批评家对启蒙运动的批评都沿用了同样的方法，也就是过分贬低甚至完全忽视自然权利哲学在建立美国社会、国家和民族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还能有什么别的方法吗？如果法国大革命是对上帝、事物自然秩序的反抗并预示着苏维埃革命的爆发，相反地，如果美国是自由的最后堡垒，那么就迫切需要忽视美国建国的思想意义，而仅仅将其看作一个比乔治三世政府更灵活的政府本可避免的事件。无论18世纪末还是冷战的关键时期，在全世界保守派的眼中，美国独立的意义都无法与法国大革命的意义相提并论。苏东剧变后，好的“革命”与“乌托邦”的，也就是坏的革命之间的区分又一次被提上台面，它成为今天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法国的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
但显然，假如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美国英属殖民地获得独立的影响也就微乎其微了。法国大革命结束了欧洲人口最多、最强大的国家的旧制度，从而让政治在启蒙运动的思想体系中占有一席之位。正是1789年5月至10月期间巴黎发生的事件——紧随其后的是王朝衰落和欧洲战争——决定了18世纪末期这场革命在迈向现代性的进程中具有的意义。

前言 / 1

引言 / 1

第一章 传统的冲击 / 1

第二章 另一种现代性的基础 / 96

第三章 反理性和反自然权利 / 194

第四章 偏见——一种政治文化 / 284

第五章 不平等法与反民主之战 / 357

第六章 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 / 457

第七章 20世纪初文明的危机，广义相对主义及普遍价值的死亡 / 527

第八章 冷战中的反启蒙思想 / 628

结语 / 708

索引 / 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