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抑与躁动：明代文学论集》：
王忬系文臣，法不当死。刑部尚书郑晓拟谪戍，再驳，乃比守边武将守备不设失陷城寨律，于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弃市。王仔亦以能诗文著称，曾任湖广提学副使，实际上也是复古派的政治靠山之一。王忬的惨死，不仅使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心灵上蒙受了终生难以愈合的巨大创伤，从此归家隐居多年，也使整个复古派的政治处境更加不利。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倒台前，“后七子”除梁、宗已逝（宗臣嘉靖三十九年卒于福建），谢榛以布衣仍在各地游历外，李攀龙、吴国伦、王世贞兄弟都闲居在家，徐中行、张佳胤、张九一等都在谪所。严嵩倒台后，在徐阶的引荐下，他们才纷纷复出或升迁，复古运动重新兴盛起来。
严嵩懂得，文人是以文学创作作用于社会的。即使他们在政治上都被打倒了，甚至从肉体上被消灭了，只要他们的文学创作还在流行，他们的影响就依然存在。因此，严嵩在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打击“后七子”的同时，也着意拉拢扶植另一批文人，企图使之成为一股足以抵消“后七子”在文坛的影响的文学力量。当时文坛耆宿杨慎僻处滇中，对“后七子”在内地文坛声誉鹊起颇不以为然。皇甫四兄弟（冲、涍、、濂）和何氏兄弟（良俊、良傅）都是吴地人，才名甚著。当他们的同乡王世贞兄弟等在文坛影响日广时，双方的关系就变得有些微妙了。严嵩对这些人都着意结纳。如皇甫涍在礼部为郎时，严嵩正任尚书，所上章奏皆托皇甫涍起草。皇浦汸在《司勋集》的《寿介溪序》《谢严相公分惠大官攒品》《谒钤麓书院》《严公解相还豫章追送松陵》诸诗文中，都对严嵩颂扬备至。何良傅早年以文受知于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的严嵩。后来严嵩入阁，良傅遂得官翰林。二何集中，对严氏的感恩之作也不一而足。张燮在《书钤山堂集后》中说：“（严嵩）交欢名流，同时如杨用修、皇甫子循，嵩俱折节为衿契。时有撰著，辄万里寄相点定，此亦辇上人所难。”
不过，上述诸人力量分散，影响还不够大。当时文坛上唯一可与“后七子”复古派相抗的文学群体就是唐宋派，而他们与严嵩集团的关系非同一般。唐宋派由“嘉靖八才子”演化而来，“嘉靖八才子”指王慎中、唐顺之、熊过、陈束、任瀚、吕高、赵时春、李开先。他们在嘉靖十四年至二十一年间相继罢官，大多都与夏言有关。后来严嵩排挤夏言，致使夏身死西市，他们当然拍手称快，并很自然地与严氏建立密切关系，甚至投到他的门下，成为他的亲信。
唐宋派的领袖人物是唐顺之，他与严嵩集团的关系不同寻常，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唐顺之曾削籍为民，赋闲家居十几年。嘉靖三十三年（1554），赵文华请祷海神镇倭，视师浙江，荐起唐顺之为兵部主事，唐因父丧未赴。三十七年赴京，改任兵部职方郎中，派往蓟镇核兵籍，查出缺伍三万有奇，现存士兵亦老弱不任战。世宗大怒，降总督王忬俸二级。后来王仔因滦河失事被杀，亦与此事有关，则唐顺之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王世贞兄弟的杀父仇人。嘉靖三十七年秋，唐顺之返里，诏升太仆少卿，与浙闽总督胡宗宪计议抗倭。继又以胡荐，升右通政。三十八年六月再升佥都御史巡抚凤阳，三十九年四月卒于扬州。唐顺之此次出山，抗倭的成绩不佳，却因此与严嵩、赵文华等人搅在一起了。两年中四擢，显然与严嵩有关。其《南奉使集》中，与严氏父子往还书札甚多，感恩戴德之语时有流露。胡宗宪于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以严嵩党被逮，削籍；四十二年五月复逮至京，自杀。倘若唐顺之此时未死，很可能免不了被列入严嵩党羽。
茅坤嘉靖十七年（1538）中进士，先后任青阳县令、丹徒县令。二十五年初，因受到严嵩亲信吏部尚书唐龙的赏识，人为礼部主事，寻改吏部主事。茅坤此后二十年一直与严嵩集团荣辱与共。如茅坤被贬回到浙江归安家中，与他同年中进士的胡宗宪正任巡按浙江御史，负责抗倭，茅坤遂参与谋划。作为回报，胡把本属杭州军卫的一些土地送给茅坤，并为他在杭州建了房子。嘉靖四十一年胡宗宪被逮时，茅坤曾上书讼其冤。又作《海寇后编》《纪剿徐海本末》等，匿名或署名印行，为胡宗宪辩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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