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地理看地域歧视
地域歧视的现象由来已久。齐国的晏婴出使楚国，楚王当着他的面说齐人“善盗”（喜欢偷东西），虽属故意羞辱，但也说明当时已存在地域歧视。如此说来，地域歧视至少已有二千几百年的历史了。
地域歧视产生的前提是地域差异，即不同区域间因种种原因存在着差异，如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各方面既有发达程度的不同，也有价值观念和习惯方面的不同。在这些差异中，以物质为主的方面有一定的客观标准，但以精神和观念为主的方面更多的是主观标准。例如中原的儒家从先秦时就强调“华夷之辨”，歧视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当时少数民族的发展水平的确落后于华夏诸族，但华夏人在精神上的优越感却只是一种虚幻的自信，并没有得到少数民族的认同。
随着不同区域间人口的流动，相互间的文明或野蛮、贫穷或富裕、先进或落后就会显现在对方面前，而相对野蛮、贫穷、落后的一方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尽管流动人口只是当地人口的一部分，但由于外界只与他们接触，对他们的印象也就成为对当地全部人口的印象，所以一个地方外迁或流出的人口的形象往往会成为整个地方的形象。例如北宋南宋之际，大批河南人随宋室南迁，由于这批河南人中包括了皇族、高官、名流、巨商、富户，在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举足轻重，杭州人非但不敢歧视，还学着说河南话，以至今天的杭州方言还带北方味。但到大批河南人因天灾人祸四出逃荒时，讲河南方言的人就成为被歧视的对象。
应该承认，贫穷和落后，特别是长时期的贫穷和落后，的确会造成当地人群的素质下降，滋生种种劣行恶习，甚至形成根深蒂固的习惯，反映在底层贫民中往往更加严重。自古以来，一个地方的人受到歧视，基本上都是发生在这一地区由盛转衰、由富变贫、由中心而边缘之后。当河南处于“天下之中”，农业发达，商贾云集，洛阳、开封拥有首都或陪都地位，其他地方人既不会也不敢歧视河南人，还以能成为河南人为荣。今天全国不少家族都自称祖先是河南人，就显示了河南曾经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地位，其实其中不少人根本不是河南人，或者是从外地迁入河南，从此再也不提真正的祖籍。但宋代以后，河南日益衰败，到明清人的笔下，河南人已开始成为批评或嘲笑的对象。近代以来，河南更经常与“水旱蝗灾”连在一起，河南人的优点往往被遮蔽了。
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联系，在人口流动少、信息传播慢的条件下，优点和恶习的传播一般局限于同一地区，形成当地的文化特征。而这种特征一旦形成，就会长期存在。如经济上已经摆脱贫穷，但因贫穷形成的习惯还会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同样，外界对当地的了解也会滞后，即使当地情况变了，原来的看法也不会轻易改变。所以，要消除地域歧视，首先应注意缩小地域间的差异，特别要促进贫困落后地区的发展。其次，要在人口自由流动、信息充分交流的基础上，改变相互间片面、主观、滞后的认识。政府必须在法律上保证每个公民的平等权利，媒体要作客观、全面的报道，注意引导。对被歧视的对象而言，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也要正视自身的缺点，自尊自强。
中国饮食的另一面
记得季羡林先生曾写过一篇短文，称德国的厨师为“工程师”，只能按食谱制作，哪种材料放几克，哪种调料放几克，烤几分钟。而中国的厨师却全凭感觉和手法，菜放在锅里抖几下，炒多少时间，放多少调料，口味多重得按不同的原料、不同的搭配和要求灵活掌握，名厨可达随心所欲的地步，所以称得上是“哲学家”。
我参观过德国人家的厨房，可以证明先生所说完全是事实。他们的厨房中少不了三样东西：一本食谱（当然也有经验丰富者可以不用）；一台天平或电子秤，以便随时按量配料；一只闹钟，以便精确控制时间。德国人即使不是专业厨师，当不了工程师，当个技术员也绰绰有余。尽管现在一些中国家庭装修精致的厨房中也备了这三样，但很少有人会像德国人这样讲究精确计量，所以连技术员也当不了。而有经验的厨师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在餐馆酒店的大厨房中似乎也没有配备的必要，中国的名厨的确像哲学家。
不过不要以为这就是中国饮食的优势，尽管季先生的文章没有点破，却是不言自明的：工程师人人可当，至少可以学着当，而哲学家是少数人的专利，大多数人是当不了的，想学也未必学得成。
事情总有两方面，中国饮食当然也是如此。但不知什么原因，诸多谈中国饮食的文章或着作却极少涉及它的另一面。即使提到，也是轻描淡写，点到为止。而且在介绍外界的反应时，总是只说外国人如何欣赏，如此赞叹，如此欢迎，又如何吃得洋相出尽。但根据我有限的见闻，外国人并非都喜欢吃中国饭菜，愿意吃的人也不是样样都喜爱，还有直率的批评，如嫌中国菜太油腻，放味精，营养不全面，太注重形式，采用的“山珍海味”破坏环境，某些菜的做法虐待动物、不人道（如强调“活杀”、“活剥”，端上餐桌的鱼眼珠还在动）。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洋鬼子不懂中国文化，没有福气享受中国的珍羞佳肴，或者说谁稀罕你们，中国人自己吃还不够呢！这不是笑话，我幼时就听大人讲，外国人见中国人吃汤圆，感到不可思议，中国人是怎样将馅放进去的呢？文化大革命中听形势报告，说尼克松访华时见到爆米花，一把米爆成一大堆，觉得真是好办法，说要介绍给第三世界解决粮食问题。以后有机会出国，才知道不少国家都有类似汤圆的食品，有馅的食品哪个国家没有？而美国人不但也有爆米花，而且比中国还爆得好，爆得方便，尼克松大可不必介绍中国经验。而且，营养可以有客观标准，口味只能凭主观判断。臭豆腐、榴莲、奶酪、泡菜、鱼子酱、生鱼片、生牛血、炸蚂蚁、鼠肉干，爱者嗜之若命，忌者避之犹恐不及，绝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如果是对外国人说中国饮食的话，那就不能只考虑自己的爱好和习惯。
即使对自己而言，我们也应该明白，中国饮食的优点也正是它的短处。最有代表性、口味最好，或者说最能体现中国饮食文化精髓的饭菜，必定需要专职厨师（或者是受过专业训练并积累长期经验者）和助手、特殊规格的原料和调料、专用的环境、设备和餐具、较长时间的准备和现场及时的烹调和同步服务。显然，这不是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经常能享用的，也不是只要具备同样的原料就能制作出来的。自然，它的博大精深的无穷魅力也不是凡夫俗子所能体会——试想，世上有几个人有这样多的机会？
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曾与已故唐振常先生谈及唐氏能成为美食家的条件：从小有吃——出身大官僚富贵家庭；会吃——亲友中有张大千等美食家；懂吃——毕业于燕京大学，有中西学根柢；有机会吃——当记者游踪广，见的市面大，吃的机会多。唐先生闻言大笑，深以为然。国内称得上美食家者，大多有其特殊经历或优越条件。
我想外国也应如此，所以有些国家只有营养师，而出不了美食家。或者虽有，却不能与中国美食家同日而语。营养师在中国饮食中一般不会有用武之地，对有资格和机会天天体会中国饮食文化的人，最关心的是饮食是否安全，有没有被人下毒，有没有致癌致病物质，至于烹调过程中没有充分利用营养或破坏了营养，或者营养搭配不合理，对他们毫无意义——他们本身那一种营养都过剩，巴不得吃些只有味道没有营养的东西。可惜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开始得太晚，否则，罗马帝国的呕吐剂一定会在中国汉代就流行于高层。
我看过一则报道，陈云晚年的食谱是由他的夫人、著名营养学家于若木制定的，每天都是若干克瘦肉、豆制品、蔬菜和粮食。他的厨师对中国饮食文化领会再深、技艺再精，也无法将中国饮食的传统发扬光大，或者创造出什么名菜名点。
不是说青菜豆腐都能成为名菜，菜根也能煮香吗？我想那是为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人换口味，为脂肪过多的人减肥，为营养过剩的人消食，为闲得发慌的文士清客找话，为炉火纯青的名厨找露一手的机会。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一代还记得那卷心菜老叶、豆腐渣的味道吗？当时的名厨、雅士为什么展示一下中国饮食文化的风采呢？看来，结论只能是：中国饮食的精华属于阔人、贵人、富人、闲人和少数与他们沾得上边的雅人。
其实，哪种“高雅”文化不是如此！
徐霞客、朱载堉与郦道元
徐霞客（弘祖）是明末江南名流，如今是世界闻名的中国古代旅行家、探险家和地理学家。但徐霞客的成就却来自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挫折——年轻时在科举考试中失败，要不，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位称职的官员，但中国和世界就会失去这样一位旅行家，因为他不可能再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旅行计划，全身心地投入探险和写作。与徐霞客差不多同时的王士性在地理学方面的成就比起徐霞客来毫不逊色，但王士性作为一位官员，只能利用公余进行考察和着述。尽管他的游踪也很广，却只限于自己任职的地方。
但徐霞客又是非常幸运的。首先，他有一位开明的母亲。非但没有强迫他继续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而且鼓励他“志在四方”。她亲手为徐霞客做了一顶“远游冠”，以壮行色。为了消除徐霞客离家远游的顾虑，她以73岁高龄与徐霞客同游宜兴两个岩洞。其次，徐家颇有资产，衣食无忧，不必依赖徐霞客创收谋生，所以他可以放心地带上旅费和仆人长年外出。再者，当时对读书人的优待和尊重也为徐霞客提供了种种便利，他以一介布衣可以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资助，享受本来只有出差官员的待遇，还得到不少官员和地方名流的热情款待。更幸运的是，他的“奇书”经历明清易代的战乱，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在他死后135年得以出版流通，并在他逝世287年后得到科学家丁文江的高度评价，引起地学界的广泛注意。
这些条件中缺少一点，就不会有今天我们心目中的徐霞客。
对朱载堉的名字一般人比较陌生，但此人在世界音乐史上却拥有崇高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终身从事学术研究，所着《乐律全书》47卷是包括乐、舞、律、历学十多种着作的百科类专着，而且他是新法密率（即十二平均律）理论与计算方法的首创者。他首先提出的十二平均律的等比数列原则，以及解决管口误差问题的“异径管律”的方法，除了音乐本身的意义外，也是16世纪世界声学研究的重大成就。如果当时已设立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很有可能成为获奖者。
朱载堉出身于明代宗室，是郑恭王厚烷的长子。按照明朝制度，他应被立为世子，袭封王爵，终身享受荣华富贵。但不幸青年时就遭遇变故，他的父亲无罪而遭禁锢。这使他愤而放弃王子生活近19年，却使他能潜心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所以在朱厚烷复爵，他以世子身份重入王宫后，继续从事研究，晚年更推辞王位，以着述终老。
但从另一方面看，朱载堉又是相当幸运的。为防止亲王、宗室争夺皇权，干预政治，明朝对他们的限制相当严格，既不能当官，也不许从事其他职业。同时给于优厚的俸禄，供养终身。像他这样的近支宗室，如果不是想在锦衣玉食、声色犬马中度过一生，就只有在学术、艺术、工艺中寻找价值。要是他生在其他朝代，或许会成为朝廷股肱、高官权贵，或许会成为“八王之乱”式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如果他有幸被立为皇帝，或许就是另一位宋徽宗、李后主。不过，如果他不是近支宗室，肯定不会有那么好的研究和出版的条件，即使有那样的成果，也未必能流传至今。
古往今来，具有各方面天赋的人何止千万！但即使是超级天才，往往一辈子也没有表现的机会，泯然众人，老死沟壑。最终获得成功，并能给后世留下具体成果的人却屈指可数！这不能不引起无限感慨。
但无论是徐霞客还是朱载堉，或者是其他成功者，他们都没有在不幸面前低头，幸运才会向他们招手。晚明的江南，拥有徐霞客那样境遇的人并不少。明朝数千上万王子、数十万宗室大多饱食终日，或骄奢淫逸，或无所事事，朱载堉式的人物寥若晨星。从这点看，天时和地利固然重要，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还是自己。
报刊上常见有人说郦道元是《水经注》的作者，其实，《水经注》是郦道元对《水经》一书所作的注释，他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当时流传的数百种有名和佚名的着作，这些文字构成了《水经注》的大部分。由于当时南北分裂，郦道元作为北魏一名耿直而尽职的中高级官员，多数时间忙于公务，能够亲身经历和考察的地方是有限的，对无法到达的地方都是依靠他能够收集到的文献资料。所以《水经注》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和瑰丽传神的文字，反映了公元6世纪时中国地理学和文学所达到的水平，但郦道元绝不是《水经注》全部文字的作者。
这样的误解由来已久，以至以往在中学语文课本选用《三峡》一文时，也误将作者定为郦道元。以后经学者指出，已改为盛弘之，因为这段文字引自盛弘之的《荆州记》。
指出这一点，丝毫不影响郦道元的杰出成就。选择这些文献资料是他辛勤收集的结果，也显示了他敏锐的眼光和卓越的判断力。这些原着的绝大多数今天已经不复存在，所以要是没有郦道元转录入《水经注》，我们就不可能了解、阅读和欣赏。而且也不能排除郦道元在引用时做过文字加工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这与郦道元本人的作品是有区别的。
希望对《水经注》和郦道元的这一误解不要再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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