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与托尔斯泰——人文论题未完稿
施托泽
在魏玛，本世纪初，还生活着一个名叫尤利乌斯·施托泽，以教书为业的人。当他还是一个学生，一个十六岁的文科中学学生的时候，与艾克曼博士住在距歌德寓所仅几步之遥的同一幢房舍里。施托泽与跟他同住的一个同学有时当老人坐在他的窗下时，偶然会伴随着怦怦心跳瞥见他若明若暗的身影。两个孩子怀着真正从近处仔细看他一眼的热切愿望，求助于这个与他们同舍居住的助手，恳请他无论如何要为他们寻找这样一次机会。艾克曼天性和善可亲；他让两个孩子在一个夏日从后门进入这个著名寓所的花园，他们惴惴不安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歌德，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他确实也走了过来，身着一件浅色外衣——大概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件法兰绒睡衣——每逢这一时刻在这里漫步，由于他看见了这两个孩子，便向他们走去，散发着eau-de-Cologne（科隆香水）的香味，自然是背着手，挺着腹，面带一副帝国直辖市法律顾问的表情，借以掩饰——这已被证明是可信的——他的尴尬，他站在他们面前，问他们的名字和要求——很可能同时问两个孩子，若果真如此，这就显得很严肃了，而且几乎不容作出回答。由于他们有点儿吞吞吐吐，老人建议他们努力学好功课，他们也许将这领会为：这胜似在这里张着嘴巴发呆，他们最好是坐下来做好自己的功课，——接着他继续走下去了。
这是全部过程，事情发生在一八二八年。——三十三年以后的某天中午一点钟，当时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怀着爱献身于自己职业的中学教师的施托泽，在二年级教室正要开始上课，这时，师范学校的一个学生推门探头进来报告说，一个外国人求见施托泽先生。这个外国人随即走了进来，比老师年轻很多，蓄着不太长的络腮胡子，颧骨突出，一双灰色的小眼睛，黑黑的眉毛之间有两条皱纹。他没有自我证明或自我介绍，而是立即问，今天下午上什么课；当他得知，先是历史，接着是德语课时，他认为这真是太好了，并说，他走访了南德意志、法国和英国的学校，现在也想了解一下北德意志的学校。他讲话像一个德国人。人们必定认为他是一个教师，基于他提出的专门性的和感兴趣的问题以及发表的见解，同时他不停地在他的笔记本上作记录。他旁听了一节课。当孩子们在他们的本子上就一个题目写了一篇文章，即一封信以后，这个外国人要求允许他带走并保存这些“作文”；这些东西对于他最为有趣。可施托泽却觉得这要求有些幼稚。谁补偿孩子们的练习本呢。魏玛是个贫穷的小城……他委婉地表达了这层意思。但这外国人回答说，这总会找到办法的，说着就走出教室。施托泽让人请校长到教室来。他让人说这里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这么做是对的，他后来才完全理解，他当时传达这个消息是多么得体。因为在当时，当外国人挟着一包书写用纸回来后，向校长和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来自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伯爵”，这对于他可能没有多大意义。——但施托泽老师活到很大年纪，因而他有时间看到，他当时结识的是什么人。
等级问题
这个一八一二年至一九○五年生活在魏玛的人，尽管一生过得十分平凡，但他却能够以个人认识歌德和托尔斯泰这一令人侧目的幸运而自诩——这正是本文以其名字为题的两个伟大人物。是的，托尔斯泰来过魏玛！当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伯爵三十三岁，生于使少年施托泽得以与歌德进行交谈的那一年，他来自布鲁塞尔，在那里他首先见到蒲鲁东，他相信后者所说，la propriété，c’est le vol（财富意味着盗窃），其次他写成小说《波利库什卡》，到德国后访问歌德居住过的城市。作为有高贵地位的外国人和俄国公使的客人，他获准参观当时尚未对公众开放的妇女广场边的歌德故居。但据记载称，他更加感兴趣的是由弗勒贝尔的一个女学生亲自主持的弗勒贝尔幼儿园，当时他正怀着巨大的求知欲望研究她的教育体系。
诸位一定明白，我为什么讲这些小故事。这是为了使诸位对我报告标题中的“与”字更感兴趣，它一定使人第一次瞥见时就疑惑地睁大眼睛。歌德与托尔斯泰，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其荒谬的、任意性的和不得体的连接？尼采曾就我们德国人在使用“与”这个词之时特别不当提出指责：我们说“叔本华与哈特曼”，他表示嘲笑；我们同样说“歌德与席勒”，他表示很担心，而且我们还说：“席勒与歌德”。叔本华与哈特曼，这且搁置不论。至于歌德与席勒，尼采对两人的戏剧家和道德家的本色所怀有的极其主观的恶感原本不应误导他否认一种兄弟情谊，这种情谊并没有因寓于其中的典型对立因素而受到任何损伤，而且还在所谓受伤害的一方得到其最好的保护。尼采的鲁莽和毫无道理的专横就表现在，他通过他对这个“与”字的嘲讽宣布一个新的等级秩序，或者将之视为理所当然。其实这种秩序是极其有争议的，甚至可以说是、而且可能始终是世界最有争议的事。对这个问题在判断上的鲁莽态度，完全不是德意志的行事方式。在这一方面，德国人从本能上就避免片面地作出规定，宁可采取一种“自由行事的政策”，而且，本文的下述思考将为严格恪守这个政策提供一切机会，甚至可以说，进行这些思考正是为发扬这个政策。在“歌德与席勒”这一并列组合中连接的意义正是这种政策而非其他，在这里它对于我们意识而言，是使它所连接着的东西相互对立。人们想必从不曾接触过德国人经典的和无所不包的杂文的思想世界，所以才感觉不出这个“与”字包含着的反命题性质；德国人的杂文从根本上将所有其余的东西包含在自身之内并使之成为多余——我指的是席勒的《论朴素的与感伤的文学》。另外一个“与”有着类似含义，这是一个远离我们的、异域的“与”：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与”。倘若人们剥夺连接所包含的反命题权利，只承认其使命仅限于确定本质之相近性，确定本质之同一性——那会怎样呢？那样一来，在我们的想像中，转瞬间我所提到的一对巨人不就发生了一次交换和地位转变吗？席勒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歌德与托尔斯泰不就立即离开了深刻的、精神的——不，更正确地说：深刻的、自然的根基走到了一起并跨到另一边了吗？
显然诸位不会感到满意。您回答说：除了本质还有等级。您说，尊重反命题，但人们不可以使属于不同价值等级的东西相互对立起来。我们可以容忍，此一为一个欧洲人文主义者和地地道道的非宗教徒，而彼一是一个无组织的东方原始基督徒。然而，其名字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这些最崇高的名字并列的、德国的世界诗人与不久前在我们自己生活的时代，以自然是很感动人的、成问题的方式结束了他成问题的生命的自然主义小说家：将他们相提并论是不可以的，这违背贵族的本能，不成体统。
让我们回到诸位可容忍的问题：此一之异教信仰，彼一之基督教信仰！我们也许有机会再次讨论这个问题。至于诸位爱说的“贵族的本能”，我立即谈谈我的见解，我在这里将两个人相提并论不仅不违背贵族本能，它恰恰因此而得到赞赏。等级、价值序列？诸位确信在这一点上没犯观点上的或其他方面的错误？屠格涅夫，在他致托尔斯泰的最后一封信里，即他在巴黎躺在病榻上死前写的那封信里，恳求他的朋友，摆脱神学的自我折磨，重新回到艺术，回到文学，——这个屠格涅夫是赋予他“俄国伟大作家”头衔的第一人，这个头衔一直是属于他自己的，这似乎表明，托尔斯泰之于他的国家和人民实际上相当于《浮士德》和《威廉·迈斯特》的作者之于我们。关于托尔斯泰本人，如人们所指出的，他是彻底的基督徒，但这还不足以使他为过分的谦卑所累，不敢大胆地将自己的名字与那些最伟大的，甚至与那些神话般伟大的名字并列。谈到《战争与和平》时，他曾说：“无须虚伪的谦逊，它是《伊利亚特》那样的东西。”关于他的处女作《童年、少年和青年》，其他人也听他说过同样的话。这是伟人狂？在我看来，恕我直言，这是纯粹的和朴素的真话。“只有瘪三，”歌德说，“才谦虚。”这是异教徒的格言。但托尔斯泰喜欢它；他对自己的看法总是具有历史的卓越品格，他在三十七岁时就在他的日记中将自己的作品，包括已完成的和尚待写出的，与世界文学名著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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