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反事实历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是虚构某种情况的“历史写作”，例如假定希特勒跨海入侵英国成功历史会如何走向？假定没有西方影响中国是否会产生现代性？这种叙述“无指称事实”，应当是虚构，却有相当严肃的历史价值，应是“虚构的纪实”：情节完全是虚构，却有纪实的形式特征。
可以说虚构文本指称对象少，却无法如科恩那样用有没有“指称层”来做断然判别。指称材料的多少，也和体裁的形态特征一样，只是个程度问题。
用“指称性”作为标准的第二个大难题，是如何判断“真实”。笔者认为有两条验证文本“真值”的途径，一是直观体验，二是从文本间性获得“证据间性”。有了这两条，哪怕采用了小说的风格手法，也可以是“纪实叙述”。《冷血》的作者卡波特声称：“在这本书中，凡不是我亲身观察得来的材料，不是来自官方的记录，就是来自采访有关人士的结果。”②他在这里说得相当清楚：“亲身观察”是直观体验而得的直接经验；采访与阅读文件，是用文本间性做“证据间”互证。③对于读者，“亲身观察”是难以做到的，因为所叙述的事件与人物已经不在，或不容易亲身接触；而证据间的互证，也因为事势的变化，原证据不再可得。这两种。证实方式，显然都只是作者的特权，更确切地说，是作者做如此声言的特权。
在虚构研究上做出比较切实突破的，是“言语行为”理论。塞尔1975年的文章《虚构话语的逻辑地位》，提出了对虚构的新见解。④塞尔理论的特点是把虚构视为一种作者明知其虚而“模仿真实宣称”（imitating thema king of assertion）⑤，是一种有意作假的言语方式。这样就把指称问题从符义学平面，提升到符用学平面：把虚构的虚假指称，归之于作者与读者（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共谋。玛丽·普拉特1977年发表《建立一种文学讲述的言语行为理论》-书，①进一步阐述了塞尔理论。但也有论者，例如肯达尔，指出塞尔理论无法处理所有的叙述，因为图像没有“言语行为”。②如果虚构的本质特征，是“假作真实宣称”，那么卡波特是声称在做“真作真实宣称”。那样的话，《冷血》是虚构还是纪实，就取决于我们是否相信作者的声言，或是信任他有从这两个方面“证实事实”的能力。但这一点显然是有争议的。不少人指责《冷血》中有大量场面、对话、情节，没有文件根据，也没有采访记录，是想象的。③这不足为奇，对历史以及其他纪实型叙述中的场面（例如《史记》中著名的“鸿门宴”），“事实根据”的确值得怀疑。因此，对纪实叙述的信任，实际上只是对纪实规程的信任：相信作者在意向上对此种编码程式做了最真诚的遵循，相信他对此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显然是不可靠的。虚构作者可以很注意指称性，正如纪实叙述作者可以在“生动手法”上下功夫，由此产生各种对体裁规范的挑战：处处考证的“新新闻主义”报道，与细节特别丰富的小说难以区别；以“事实”为依据的传记，与生平材料相当贴合的传记小说难以区别；有意点实的映射小说，与标榜纪实的“调查报道”难以区别；被科技发展史证明“真实”的凡尔纳式科幻小说，与只是把知识生动化的科普小说难以区别。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直到最后，即使对具有指称性的语句作统计比较，都难以区分纪实与虚构叙述文本。为区分纪实与虚构叙述，我们需要找到更有效和普遍的依据。
面对这样的局面，塞尔提出了一个非常决断的公式：“一件作品是否为文学，由读者决定；一件作品是否为虚构的，由作者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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