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下诱强梁，实起祸之端倪。胡定奏称：“《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乃恶薄轻狂曾经正法之金圣叹，妄加赞美；梨园子弟，演为戏剧；市井无赖见之，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惩凶为美事，则《水浒传》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从顺治到同治，对违反《水浒传》禁令的处罚极为峻苛：“……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八）然而，天下并未因此太平，咸丰皇帝特别可怜，1851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战争，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加上期间发生的天地会，捻军起义造反，使得坐在龙椅上的咸丰战战兢兢，对《水浒传》的惧怕和禁毁也就更加严厉。
清政权以武力霸主中原，具有先天的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感。清人查禁小说的理由除了继承明人的：诲淫诲盗”之外，还有满洲贵族自己的理由。他们从维护满洲旧习出发，认为《水浒传》《西厢》一类小说、曲本会导致满人习俗的变化，是“诱人为恶”。乾隆十八年（1753），高宗下谕禁止《水浒传》的满文译本，说“似此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因而必须将书版尽行烧毁。“如有私自留存者，一经查查，真伪该管大臣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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