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中国当代创作力最旺盛、想象力最丰富，也是最受争议的作家，多次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在内的重要文学奖项，其作品被译为日、韩、法、英、德、意、葡等十余种语言，在近二十个国家出版发行。主要作品有《日光流年》、《坚硬如水》、《为人民服务》、《受活》、《丁庄梦》、《风雅颂》等。阎连科的写作总在挑战文学极限，几乎每一部作品的出版都会引来一场媒体与读者的狂欢。2010年，阎连科推出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四书》（香港版，另有多种外文版正在翻译中），是他“神实主义”写作观念的一次大胆实践。

　　事实上，我也的确是通过写作最终达到了逃离土地的目的。当兵、入党、立功、提干，那一段艰辛的登山路程，我是通过发表了那么几篇所谓的小说、独幕话剧和几首顺口溜一样的诗歌走完的。文学那时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敲门砖的功能。一篇小说，就是一块敲开上帝慧眼的石头。 1982年，随着自己成为每月有64元工资的干部之后，文学的功能在我这里开始发生了变化，开始得到“升华”。一起来翻阅《他的话一路散落》吧！

　　现在回忆起来，二十多岁时，我渴望成名成家，就像找不到媳妇的光棍渴望得到天鹅与美女的爱情。我们必须承认，所谓文坛，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名利场，是我们所了解的所有名利场中隐蔽较深，总是搭着清高、清淡、淡泊的巨大帐篷而进行各种复杂斗争的一块角斗场。歌坛、书画圈、影视圈、体育竞技场等，这一些所谓创造精神财富的圣地和里面的圣人，因为他们都没有作家读书多，所以他们都没有文坛作家们那么清高，藐视和淡泊名利。其实，我们揭开那块巨大的演出帐篷，或者从某一通道走进文坛的演出后台，也就明白文坛确实就是一个和别的地方一模一样的名利场。
　　是名利场没有什么不好，像好莱坞一样，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活得非常明白，努力方向也非常明确。想挤入文坛，想成名成家，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而现在的问题是，当你为成名成家而努力奋斗时，我们这个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你发现今天这个社会，已经不再是写作的年代，而是非常不适宜写作的年代。你写小说无论是为了成名成家，还是挣钱获利，再或是如人家所说，是为了给人民创造精神财富，写出传世之作，以使自己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如此等等，这一些目的、目标如果想利用写作来完成，在今天这个社会，都显得荒唐可笑、不合时宜，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
　　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是一个追求写作的人成名成家的最好时期，是文学的又一个盛唐，是作家的天堂岁月。今天你发表一篇小说，明天你就名扬天下，后天你就能接到上百封乃至更多的读者来信。我不知道女作家的读者来信中是否都夹有男青年读者的照片，但男作家的读者来信中，里面夹着女青年的玉照是常有的事。可惜我缺少才华，没有赶上那段文学的黄金岁月。80年代初期，我还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是军营里的一个兵，一个刚领上每月64元工资的小排长。为了成名成家，为了发表一篇小说，我曾经半夜到我们部队机关的大门口，把为了迎接上级首长莅临指导工作而摆在那儿、盛开着的茉莉花偷了一盆，藏在屋里，准备给文学刊物的编辑们送礼。那时候，我的部队是在河南商丘，要送礼的地方是河南开封，几百里路，坐火车要三个半小时。到了星期天，我就买一张站票，把这盆茉莉花和一个短篇小说送到了开封的《东京文学》的一个编辑家里，在他家吃上一顿饭，听他谈半天文学，给我传授一些写小说的秘诀和讲讲小说的发展趋势，然后再买一张站票在火车的过道或厕所里站三个半小时，回到商丘的营房。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说明我那时的文学热情，为了说明成名成家思想给我带来的动力和力量。可是现在，热情、力量都已经离我远去，像飘走的白云那样一去不复返。说实在话，最近几年，我写作的目的越来越模糊，我现在越来越迷惘，越来越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不停地写作。“我为什么写作”成了我目前最经常逼问自己的一个疑问，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第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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