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预算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
所谓“我国素为专制国，人民无监督财政之权。苟不量人为出，则将违反‘节用“薄税敛’之天经地义，而百姓恐负担不堪。反之立宪国之预算，必须为国会所通过。政府之收入，为全国谋利益。取之于民者，仍用之于民。自无‘苛政猛于虎’之怨言。此政治之情形不同，而财政制度，亦因之而不同也。虽然，人民监督财政之权，较银行制度之发达，更形重要。盖政府之支出，苟无人监督，则量出为人之祸，不知伊于胡底，证以中国之现状，即显然矣。中国在旧式政治之下，一切掌财政之官吏，对于皇帝而负责任。皇帝须守‘节用’、‘薄税敛’之习惯，否则革命起而遭亡朝之祸。自辛亥后，虽名为共和，而尚不及专制。盖向者为一人之专制，而今则为多头之专制。一人之专制，犹有秩序之可言，多头之专制，则紊乱而不堪言矣。虽有数次国会之召集，而无监督财政之实权；虽有所谓‘内阁制’，而内阁并不共同负财政之责任；虽有民二民三民五民八之预算，而仍不实行；虽有审计院而等于虚设之机关。财政总长，名义上掌全国之度支，而对任何人不负责任；借款也，发公债也，订条约也，以一人之意志，即可成为事实；且其中内容，不必宣布而无人过问，即过问亦不发生效力。至于部内之用人，部员之调动，薪俸之增减，视为总长固有与特别之权利，而非他人可能过问，则尤不待论矣。虽然财政总长，不对人负责，而人亦不对之负责。其在英国，财政总长，不特对附属之征收机关，有管理之权，即对同级之各部，与经费之预算与支出，亦有监督之权。盖政府各部，无自己之收入，即有收入，亦归入于国库，故所需之经费，不得不取自财政部。财政部既负支付之义务，自不能不有监督之权。不然经费过多，恐失支付之效力矣。若夫中国之财政部则何如乎？黜陟之权，仅限于本部；外省外部之进款，不解至本部，外省与中央宣告财政独立，即中央之各部，亦宣告财政独立。但宣告独立矣，而索款之电，仍纷至沓来，索款之人，门限为穿。收入甚微，而欲应付无限之支出，不得不出于借款。借款之抵押品易穷，恐不得不宣告破产。此宪法不立，权限不明，财政所以紊乱之又一大原因也”，因而“财政之监督必不可少。政府既有专卖之权，又有强迫人民纳税或负担公债之权，又有印发纸币之权，不可不有政治之监督，以防其为虐。中国旧有之监督，完全出于习惯，所谓轻税是也。为君者苟违此习惯，则大乱随之，丝毫不爽。民国成立后，此习惯之效用已失。执政者或滥发纸币，或滥发公债，或擅自借款，为所欲为，无人钤制，用所欲用，无人查账，财政焉得而不紊乱。财政之制度，欲行之而成功，必须遵从当时流行之政治思想，而与本国之政治组织不相违反。吾国之专制政体，行之数千年，而一旦改为共和政体。既采用共和政体，必人民有监督财政之权，然后有共和之实。而今不然，财政焉得而不紊乱。近世国家之财政，实根据于工商业之发达而来。中国无工商业国之生产力，而事事模仿工商业国之消费，财政焉得而不紊乱。近世国家之财政，其有赖乎关税之调剂者谅非浅鲜。中国关税不自主，财政无伸缩力，财政焉得而不紊乱。近世之财政，量出为人，以国民有监督之权，故不足为害。今中国国民，既无监督财政之权，当遵照旧思想量人为出，以图节省经费，今则不然，财政焉得而不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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