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创新应当有约束条件与边界。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约束条件可能就是技术和发展阶段。比如说，从理论上来说，一种更新和改变可能是好的，是会带来社会福利提高的，是对所有生灵有益的，但如果当时的客观环境不允许，当事者却要不管不顾地去做出改变和更新，这样一种“创新”就可能会适得其反。例如众所周知的“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当然，这样说也不是否定人们可以并且应当做出创造条件的努力。如果改变了土壤和气候条件，南方的橘也是可以在北方顺利生长的。想当年被誉为铁人的王进喜，一句“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天”的豪迈誓言和“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顽强精神不仅创造了世界石油钻井史上的奇迹，而且激励了一代年轻人为祖国建设奋力拼搏。但这种条件的创造也必须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做出的，恐怕也必须是要考虑“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的。至于创新的边界，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创新应当有不同的边界。以保险产品创新为例，我曾经在几年前的保险时评文章中指出过，它至少应当具有利润边界、技术边界、法律边界和道德边界。例如，曾有报道说，上个世纪的某个年代，英国的一家保险公司推出过“吸毒者保险”和“妓女保险”，其理由是，吸毒者和妓女也是人，他们在吸毒或从事卖淫活动时也都可能遭受各种意外或死亡、伤残等风险，因此他们也需要保护。但两款保险推出后英国社会舆论哗然，许多人认为这是有悖公序良俗的，如此作为无异于是对这种败德行为的纵容。最后该公司不得不停止这两款产品的销售。
第五，创新动因千差万别，但最根本的是源自竞争。一般认为，穷则思变，越穷，要求改变的欲望就越强烈。并且，正因为穷，所以这种“改变”所面临的“机会成本”也小。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言“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的著名论断的经济学解释，也是一个社会需要培养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依据。然而，观察现实却似乎存在着悖论：一些穷困地区的农民宁愿衣不遮体地蹲在破屋檐下晒太阳也不愿意去“改变”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状态；而越是“白骨精”，改变现状的欲望似乎愈发强烈。生活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人和生活在当下的人同种同源，但为什么计划经济时代中的热水瓶可以几十年一个样，而现在几个月就可以出一个新款车？被誉为“创新思维之父”的德博诺这样说过：“人的大脑本身是‘不热衷创新’的。因为如果大脑时刻充满创造性，生活将成为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许多研究表明，大部分人属于风险回避型而不是风险偏好型，因此，撇开个案，总体来说，一定是竞争的压力导致人们产生改变和更新的欲望。“鲇鱼效应”正是“竞争”导致“改变”的最生动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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