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
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成熟领导集体，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自然把斯大林的观点视为金科玉律。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虽然提出要“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建立工农革命军”，“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现土地革命”，并认为“这一任务的成效，可以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一个动力，决定新的高潮之一种主要动力之一。”①但这只是把农村武装斗争作为进行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配合力量。
中共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城市，尤其是在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开展工人运动。由于中心城市是反动统治力量最强的地方，国民党当局以严重白色恐怖破坏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因此，城市工人运动成就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
1929年8月1日前夕，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开展“八一国际红色日”，希望在全国范围，“首先应该在像哈尔滨、武汉、奉天、北京、天津、香港和广州这些工业中心区域进行。”然而，令在中国直接指导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失望的是：“党在这些地方（上海除外）很少做工作，8月1日几乎是在劳苦群众中无声无息的情况下度过的。整个党的工作仅限于散发党的传单。无论中央还是我们都没有得到关于在这些地方（上海除外）要举行集会、群众大会、示威游行或罢工的消息。”远东局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党的过错”。“八一运动的这个主要不足，不能用警察和技术条件来作解释。这里暴露出了那个可悲的情况，即中共在中国还没有牢固的有工作能力的中心。”②
那么上海举行了罢工行动，情况怎样呢？7月14日，上海有5000多名工人群众进行了游行示威行动。然而，从7月14日起，上海国民党当局加紧了防范行动，“上海逐渐变成了军营。警察徒步和骑马巡逻队不断地在城里转来转去，工人区以至一些工厂还有专门的巡逻队。开始进行大逮捕和搜查。”就是在这样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又在7月26日在英日领事馆外领导1000多人进行示威活动。示威活动遭到了当局的残酷镇压，逮捕了500多人，其中有50名党员。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参加示威活动的人数少非常不满意，认为“出现了个别的机会主义，”“在铁路员工、自来水工人那里，在兵工厂和电车工人那里表现非常明显，在这些最重要的中心区域，我们的同志以各种借口（会开枪射击，会指责我们搞破坏活动，群众不愿意，等等）拒绝率领群众上街，回避号召群众举行罢工。”上海罢工、示威活动不理想，远东局不认为是严重的白色恐怖的结果，仍然认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党同广大工人群众联系不够，省委和中央未能扩大工厂支部网，未能对工厂里的党员进行教育”。①
193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党又领导了各大城市的罢工示威活动，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情况比1929年搞的“八一国际红色日”更糟糕。1930年5月1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中充满失望：“5月1日前几天，正当反动派策划的反革命行动猖獗一时之际，上海总罢工委员会召开代表会议，几百名代表（约700人）前往租界的一座大楼，但由于出现错误，来到这座大楼的只有一部分代表（约120人），他们当场全部被捕。遗憾的是，被捕者中正好有沪西38家工厂的代表。5月1日前夕上海被捕的积极分子和同情者约400人，而沪西企业中我们的积极分子有四分之三被捕。全国工人联合会的印刷厂被暴露，被捕者在狱中惨遭毒刑拷打。”“我们在5月1日只组织了几个规模不大的示威游行，这些游行队伍立即就被警察驱散了。”其他中心城市的五一行动损失更惨重。远东局在信中说：“武汉代表会议100名代表均遭逮捕，北京80名代表被捕。天津、青岛、哈尔滨等地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据全国大致统计，光是各城市五一行动中被捕者约1000人，主要是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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