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做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物质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有生命的存在是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人区别动物的第一个历史行动是在于人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而不是在于人有思想。人要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首先要解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地理条件、地质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对人的影响很大，这些条件不仅制约着人们最初的、自然产生的肉体组织，而且还制约着肉体组织的发达或不发达。人类的物质生活资料，就是通过人的劳动向自然界索取而获得的。因此，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类历史活动首先要面临的关系，并决定了人与人的关系。人类历史就是人类活动的历史，包含人们“对自然的作用”和“人对人的作用”两个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史和人类史既是密切联系又彼此制约，研究历史必须把自然史和人类史一起加以探讨。在人类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人类仅仅看到自然具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把自然界与人对立起来，导致人与其他动物一样屈从自然的威力。这种狭隘的人与自然关系必然制约人与人之间的狭隘关系。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类交往更加频繁，支配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被动服从自然的地位逐渐转变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导地位，能动地利用、改造自然界。尽管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界对于人具有优先地位，不管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有多强，自然的优先地位始终会保持着。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环境创造人、人创造环境的观点。马克思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们通过劳动实践把天然自然改造为人化自然，人化自然又反过来促使人本身的变化，也就是说，人通过实践改变了环境，同时也改变了人本身：人与环境的改变，都是通过实践完成的，“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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