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魏晋南北朝汉语连词研究》：
例（15）中的“以及”是一个复音词，不能再切分作两个词理解，“皇后以及大家”与后面的“帝与后”是相同的结构，意义也完全一样，只是前者作宾语，后者作主语。例（16）“茔地一所以及秘器”都是赏赐的东西，因此“以及”也是并列连词，是一个复音词。例（17）、例（18）中的“以及”也是表示并列关系的复合连词，不能再作切分解释。这四例中的“以及”用现代汉语常用的并列连词“和”去对译完全符合句子原意，可见并列连词“以及”在唐代才开始出现。因此，判断句中相邻的双音节或多音节成分是否已成为复音词，一定要广泛结合同时期语料中的用例进行排比分析，且每一个疑似的用例都要结合更广的上下文语境及前人的古注反复斟酌，根据事实作出准确的解释，这样才不至于将本不是复音词的双音节或多音节成分误解为复音词。
而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文献使用的连词存在差异的问题，我们也要慎重对待。主要的差异是汉译佛经文献出现了大量的同义复合的复音连词，是不是佛经文献中所有的复音连词都是此时期的新生连词呢？我们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佛经文献中的复音化现象。我们知道，汉译佛经虽然有较强的口语性，但是随着译经语言追求四字格句子的程式化趋势加强，它也有脱离口语性的一面。俞理明（1993：29）对佛经四言格文体的形成有过很好的论述，他指出：“大量采用四言句的最初尝试应推汉灵帝时支曜译出的《成具光明定意经》，这篇经文中，成段的四言句与杂言句交替使用。在十多年后的康孟祥译经中，就通篇以四言句为主体，形成了汉译佛经的四言格文体。康孟祥以后，四言格迅速地被译师们接受，大家群起仿效，四言成为译经的常体。”从我们考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几部本缘部译经来看，基本上都是四言格文体。而这样的语料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口语，正如俞理明（1993：46）所说：“佛经材料由于它的特殊性，在汉语研究中也有不少局限。四言格本身与口语句法不完全一致，为了凑成四言格和韵文的句子字数，在句中衬入某些成分或破坏句子的正常结构，都不是正常的语言现象。由四言格影响而出现的大量双音词语，对汉语双音化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但是，如果只用四言格佛经中的双音形式的使用率来判断当时汉语双音化的程度，无疑会有很大的偏差。”因此，对于汉译佛经中出现的复音连词，如果只是译师为了凑齐四字格句子，而在单音节的连词后添加一个同义的连词构成复音词，而这样的复音词在中土文献中都见不到用例，那么我们认为不宜看成此时期语言中实际使用的复音连词。这就是我们处理汉译佛经中这类复音连词的具体原则。比如，魏晋南北朝汉译佛经中有“并与”一词，徐朝红（2008：25）认为是中古新生的并列连词，在中古本缘部译经中只找到了两个用例：（19）王语夫人：“尔有善心，求欲出家。若得生天，必来见我，我乃听尔得使出家。”作是誓已，夫人许可，便得出家。……作是念已，具知本缘并与王誓。以先誓故，来诣王所。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