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把廖平的今古学分为学术史意义上的今古学与政治思想意义上的今古学，这种划分只具有相对性而不具有绝对性。其实《今古学考》中提出的“今学为孑L子晚年改制之学”未尝不具有政治意义，而《古学考》中“尊今抑古”的倾向使“改制”的政治意味更强烈。但总体而言，《今古学考》与《古学考》主要围绕经学史上的“今古之争”而展开，而《知圣篇》、《地球新义》等著作主要围绕中西问题而展开，在世界交通后的新形势下，在依据传统经典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已经动摇的情况下，其著作目的在于重新建构一个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新的价值体系与政治秩序。其实，学术与政治是很难分开的，正如本书一再指出的，晚清的今古学都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即使被贴上“为学术而学术”、“具有科学精神”标签的乾嘉汉学，又何尝远离了政治。他们仍然提出了“新义理观”，对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理学的“以理杀人”进行控诉。章太炎以道德评判清儒，以媚事清廷为可耻，但他标榜的淡漠于功名利禄的汉学家们又何尝与政治脱得了干系。或入朝做官，或人幕府为僚，即使开馆授徒的布衣经师，也仍不能忘怀国事民瘼。章太炎认为不能过于强调通经致用，一旦学术加入更多的政治色彩，学术的真精神可能会丧失，但他却被认为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即使晚年醉心佛学，仍忘不了中国的“国粹”，忘不了民族精神的培育。王国维、陈寅恪主张学术独立，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王国维的自杀，陈寅恪的《柳如是评传》，能说与政治毫无关系吗？徐复观的后半生专心于学术，但却总是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其实儒者的生存姿态是陷入学术与政治两难选择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传统儒者都有经世济民的王道理想，有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儒者的理想与抱负又要通过统治者的赏识才能实现，所谓的“学而优则仕”。但是儒者的理想与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往往会有矛盾和冲突，儒者要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就必须与统治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儒者要加入统治集团就可能要放弃自己的学术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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