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的史学传统并不排斥当代人写当代史，甚至，中国史学的伟大传统就是从司马迁写当代史开始。为此，司马迁个人身受“腐刑”，付出惨烈代价。千年之后，我们才可能读到《史记》——“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司马迁和托克维尔的著述成功，都证明历史写作的最佳时间，可能就是在距离那一时代五十年左右的间隔？近了不行，激情与利害得失尚未过滤；远了也不行，没有“在场感”，即使写成一部《哈姆雷特》，也可能是“有哈姆雷特，却没有丹麦王子”。历史以否定的形式焊接在一起——“托克维尔线”这就说到托克维尔此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历史是以否定的方式，将前后两个貌似相反的时代焊接在一起。大革命表面上是摧毁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但在托克维尔看来，官僚制度在大革命前已经开始，革命不仅没有打断这一过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托克维尔在这本书的序言里特别交代：
我不仅看到了大革命最早的努力这一秘密，也看到了它对最终结果的期望。——几年过后，在1789年消失的、旧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惯例又出现了，就像一条河变成暗河没多远，水流就又出现，然后用老水冲刷新鞋一样。
这是一条奇怪的历史曲线，在其他国家其他时代曾多次发生，我们或可称之为“托克维尔线”？
托克维尔的思想贡献当然也不限于这一“曲线”。他也有可以商量可以讨论的盲点，但他确实占有近代思想史上很多个第一：
第一次揭示如巴黎那样将一国首都建成三中心重叠之超大模式，是自掘坟墓；第一次揭示专制制度要么造成公众冷漠，要么造成文学化广场政治；他第一次警示改革与革命的不解之缘，改革一旦启动，万不能中途停顿；
甚至第一次正面论述共和与民主的紧张，民主与自由的冲突，以至史家评述他虽然是近代人物，却具有现代思想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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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
这本书分析了旧制度和大革命的关系，分析了在长期愚昧，实行愚民政策，或者极端制度的国家是如何产生大革命的。他（托克维尔）对社会心理、大革命的原因、大革命产生以后的破坏力都分析得很透彻。
——易纲
托氏试图说明，为何大革命没有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先的英国爆发，也没在落后的普鲁土（德意志）爆发，而是出现在向现代社会转型半途中的法国。用今天的语言讲，若政治、法律、社会的改革不能同步跟进，中等收入陷阱很可能演变为中等收入危机。
——许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