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官府和社会对疫病救疗活动的发展。与宋元时代相比，明清特别是清代国家在医疗政策上表现出明显的退缩，基本上缺乏相关的制度性建设。不过，清代江南活跃的社会力量、充裕的社会医疗资源不仅在疫病救疗方面事实上弥补了国家的消极，而且还比过去更具实效。这些优势在导致大量民间救疗行为和设施出现的同时，还进一步促成了当地官府在没有朝廷的规定和皇帝指示的情况下，从道义和责任的角度出发开展救疗活动。救疗既包括临事性的举措，也有日常的设施。虽然就其形式来说，它们基本都不是清代才出现的新事物，不过，乾隆中期，特别是嘉道以降，出现了日常的救疗设施渐趋增多的趋向，在这一变化中，除了数量增加和同治以后专门的医药局突然大量出现等内容外，这些设施在内涵上，比如经费来源、救疗功能和慈善色彩等，也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变化。开始依靠稳定而具有灵活性的经费来源（比如丝捐、铺捐等），并通过收取号金的方式尽可能减少资金缺口，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方向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未必会直接导致近代医院的出现，但至少，在社会医疗资源上，为近代医院的推广和发展准备了必要的基础。
第四，请神祈禳虽仍是普通民众面对疫病非常重要的反应，不过这些活动并不一定妨碍对医药的依恃。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和医疗资源的日趋社会化，民众对医药的信任和求助也渐趋增多。
第五，瘟疫的医疗水平和医疗资源的社会化程度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在清代江南温热病日趋流行的情况下，直接指导当时疫病治疗的温病学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并渐趋成熟和完善。不过，温病学不可能包医百病，19世纪以后，随着新疾病的不断出现，传统的传染病学又出现新的进展，即笼统探讨温病学的著作逐渐减少，而专门讨论某一种或两种疫病的论述不断出现，表现出医学界对外界变化具有一定能动敏锐的反应能力。与此同时，以医药知识的普及、医生职业的渐趋开放等为表征的医疗资源的社会化进程也在逐步向前发展。
以上这些发展变化，虽然不无西方科技、思想和文化影响的印记，但其主体则不能不说是由江南社会自身发展起来的。对此，可能会有人说，以上变化中大多不过是传统文化的某种微调，并不具有近代意义，而那些对现代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变化，则都是西化的结果。这种说法，从表面来看，确实颇为在理，比如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卫生防疫制度、医院救疗体系以及医疗诊治手段，至少形式上无不是从西方引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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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尔康
无论如何（尽管困难重重），新忠已成功地为清代江南疫疾的社会史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描述。他利用了大量江南地区的各类资料，合理地解释了多次疫情发生的经过、分布情形与死亡率的影响。他的成就在于相当具说服力地将清代江南疫灾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呈现出来，特别在对社会的影响及社会应对能力的估计方面，有中肯的看法。在清代江南社会史这个复杂的拼图中，新忠放进了重要的一块，让后来者能有依据地把其他的部分填补上去。或者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比较全面的图画。
——梁其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