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影视与新媒体艺术教研室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城市电影和新媒体艺术，曾在《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大语言文化学报》、《文化研究月报》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并译有《银色金属恋人》、《一只鸟的选择》、《再见西方文化》等。

　　《底层再现 中国当代电影中的城市游民》梳理了城市游民这一类艺术形象的当代谱系，并详细探讨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对城市游民的再现。通过对电影在思想内容、艺术技巧和制片方式等方面的考察，《底层再现 中国当代电影中的城市游民》探究了“城市代”导演如何在市场、政府和西方三种力量作用下对同一类底边人群进行了不同方式的艺术再现，并从摇滚文化、城市拆迁、身体书写、底层旅行等角度思考了中国当代城市化发展的文化症候。

　　《底层再现 中国当代电影中的城市游民》：
　　而知识分子、艺术工作者对于底层人的“代表”或“代言”，是建立在他们具有话语权的基础上，因此也承认了代表人和被代表人之间的阶层差异，即所谓的“代表他人”。
　　但也有一些艺术再现的创造者同被代表者之间的关系是“自我代表”。贾樟柯一直称自己为“电影民工”，而他的电影所再现的主要人物大都是民工。对他来说，“个人经验是身份认同的基础”，他在偏僻的县城中长大，“在民工、小偷、街头混混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于是他以自己的视角在电影中建构了一个游民的电影空间，以再现“另一种现实”，表达“底层生命的沉默与愤怒”。贾樟柯表达的是一种对再现对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认同感与归属感令再现者以切身利益和“自我代表”的姿态发声。而由“自我代表”引申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作为观影者，即再现的接受者对电影再现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者就是被再现的对象。对于非主流再现来说，主流观众在观看影片时并没有被代表的问题，他们并不会从内部体会电影，而艺术形象并不会塑造他们的认同。但那些属于非主流群体的观众在观看“自我代表”的电影时，会产生一种“代表的焦虑”（anxiety of representation），而这种焦虑又是同期待、参与和认同的复杂情绪混合在一起的。但如果非主流观众并不认同电影的再现，那么电影就成为一种“错误的再现”，他们也并不觉得自己“被代表”（represented），或者说拒绝了这种艺术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