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语戏人：粤剧掌故趣闻轶事》：
梨园弟子梨园原为唐玄宗在皇宫内训练宫廷乐队（包括歌舞艺人）的所在地。据《旧唐书·中宗本纪》载，梨园原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光华门外的禁苑中。园内有广场，并建有“梨园亭”。唐玄宗谙熟音律，常常亲自演奏乐器，他为了在皇宫中培养更多高水平的音乐人才，“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新唐书·礼乐志》），在梨园受过皇帝训练的乐工号称“皇帝梨园弟子”，意指他们是梨园内的学生。梨园实际上是宫廷训练乐工的机构。
玄宗后来又从皇宫内挑选了几百名宫女，让他们住进蓬莱宫侧的宜春院接受训练，再从中选出30名，组成一个小乐队，专门为唐玄宗演奏音乐，她们也被称为“皇帝梨园弟子”。
此外，隶属于太常寺系统的“梨园别教院”和东都洛阳的“梨园新院”，也都沿用了梨园的名义。
一说梨园是因“被后代奉之为乐之祖师”的耿光喜欢食梨，在教坊中遍植梨树而得名（见《吴郡老郎神庙之记》）。
唐代诗人自居易有诗句：“梨园子弟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后人以“梨园”作为戏曲界（戏班）的代称，把戏班演员称为“梨园弟子”或“梨园子弟”。
广东早期的戏曲活动广东很早就是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广州更是对外贸易发达的大城市。虽然中原战乱频繁，但“岭海靖安”，偏安一隅，没有受到战乱的破坏，经济发展甚为活跃。另外，广州远离中央皇权中心，政治管束相对宽松，给戏曲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封建社会时期，戏曲艺人属于社会底层的“下九流”。正史无文字记载，偶尔散落野史文人的零篇也难见褒扬之语。我们只能通过一些“乡志”“文告”“训谕”来探寻其影踪。
追溯到明代正德十六年（1521年），钦差提督学校广东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魏枝曾发布一篇文告，通令广东全省：“不许造唱淫曲，搬演历代帝王，讪谤古今。”由此可见，早在1521年，广东全省就普遍有戏曲演出活动。这种情况还引起了统治者的不安。
至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广东通志》记述广东风俗：“致于狱讼关节，斋醮祈禳，张灯演戏，博弈燕游，虽罄家币亦为之。”为了看戏，花多少钱也不在乎。
广州府：“二月城市中多演戏为乐。”韶州府：“迎春装饰杂剧，观者杂沓。”惠州府：“元夜旧自十三至十六各张灯于淫祠，般办杂戏。”潮州府：“好为淫戏女乐”，正月则“坊乡多演戏为乐”。
雷州府：元宵节“鸣锣鼓，奏管弦，装鬼搬戏，沿街游乐”。
琼州府：迎春时“各竞办杂剧故事”。
这些材料充分证明，在明代中叶，广东的戏曲演出活动已经十分普遍。
清代雍正年间，有《波罗外纪》描述广州城郊波罗庙诞期盛况：“……远近环集楼船、花艇、小舟、大舸，连泊十余里。……庙前作梨园剧，自鹿奇墩头芳园，皆延名优，费数百金以乐神。庙前搭篷作铺店，凡省会佛山之所有日用器物玩好，闺阁所饰，童儿所嗜，陈列眩售，照耀入目。”乾隆三年（1738年），新会县知县王植在论禁赌钱演戏的《崇得堂稿》中写道：“（新会县城）锣鼓之声，无日不闻，街僻之巷，无地不有。”《佛山忠义乡志》更为直白：“三月三日北帝神诞，各坊结彩演剧，日重三会，鼓吹数十部，喧腾十余里。十月晚谷收，自是月至腊尽，乡人各演剧以酬北帝，万福堂中鲜不歌舞之日矣！”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广州番禺学署辕门前演戏，戏棚失火，竟烧死一千四百人，侥幸逃脱者亦有干余人。可见当时看戏观众当有数千人之多。
以上史料可证，明清两代广东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特别是戏曲演出十分繁荣。广州已成为我国南方近代化大都市，佛山也名列全国四大名镇之一，以这两个据点为中心推向全省各地，使广东的戏曲活动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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