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与记忆：中国影院文化研究》：
在感知变迁方面，影院声音史包含了围绕声音现象展开的感知方式的历史，即受众群体对电影声音现象的态度、认识、评价和记忆的变迁。在上海、天津、北平、广州等中国城市中，多采取西化管理方式的首轮影院所推崇的行为规范与“凝神关注”的观影方式相对应，倡导一种仅有配乐而无观众声音“静默”的理想环境。与此有别，底层民众聚集的次等影院则充盈着“随意闲散”的观影方式，以驳杂的声音环境展示出市民文化空间的对话与喧哗。虽然有声电影的发展一度掩盖了两者间的声音差异，但它们在半殖民地时代中国都市文化的背景中仍然延续着不同感知方式的交错共存与美学对话。这即是在中国开办的西式影院的声音现象有别于中国底层市民社会声音现象的重要原因，后者的多元性、复杂性和零散性有别于前者的整齐划一，构成了中国本土影院的典型氛围。与此同时，中国默片时代影院中的放映活动又经常与魔术、杂技、舞蹈、戏曲和电影演员现场表演等演艺形式并存，延续着较为独特的地方文化景观和视听感知经验，直至这些演艺形式被有声电影的放映活动所逐步排挤和替代。中国默片配乐所使用的西洋音乐或本土音乐造成的感知差异，也因胶片发音技术的应用和普及而彻底转化为一个电影文本内部风格的美学问题。此外，有声电影的发展还最终使电影文本中的言说行为能够与影像对位并共时性地诉诸感官，继默片字幕之后进一步限制了电影解说员在影院空间中的声音实践。正如玛丽·安·多恩（Mary Ann Doane）勾勒的现代影院研究框架所提示的，在围绕电影展映而浮现的影院实质空间、围绕影片文本建构的影像虚拟空间和由影院中的声音构成的“声学空间”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互动关系，它们构成了丰富且“统一的对电影进行评判的地方”①。这也可启示研究者如何由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评价电影院中声音的美学价值。
在声音与国族文化的关系方面，有声电影声音技术的进步进一步确立了美式英语和美国电影工业的霸权，并深刻影响了中国有识之士对本土电影工业发展的思考。过渡时期的中国报刊评论在对西方有声电影技术表示惊叹和羡慕之余，对即将到来的有声电影时代也表示了怀疑和忧虑。一方面，他们忧虑成熟的有声电影的普及会成为强大的美国电影工业攫取暴利的手段，它将大幅增加本土影院业的运作成本，进一步加大中西电影产业的不平衡状况；另一方面，美式英语有声电影的生产和传播又可能损害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观众对电影的接受，削弱了电影艺术的可通约性，造成文化翻译的困难和中西之间更大的文化失衡。但与此同时，有声电影的技术应用也令中国民族主义者看到了以本民族共通语来进行国民教育、领土控制、现代社会管理与动员的可能性，于是电影声音技术的进步又在他们对电影社会责任感的论述里纳入到半殖民地状况下中国国民的主体塑造过程之中。声音技术为中国电影民族志式的自我书写、界定和展示提供了有力的手段，并具体化为中国影院中倏忽即逝的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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