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领衔主编，陆铭、黄先海、曹正汉、张静、丁利、叶航、景跃进、周濂、冯克利、史晋川等著名学者匿名评审，打造中国政治经济学最强阵地。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是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术论文集。文集本着“新”政治经济学的理念，结合了新政治学与古典经济学理论，研究多重价值的优化组合，挖掘理论对当下问题的解释能力。介绍国外新政治经济学的动态发展，并将之引入到中国的背景之中，针对当下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具体的评论与研究。
本期推出由陆铭教授主持的城市化专题研究，为全面理解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复杂性提供实证依据。同时特邀汪丁丁对互联网生活方式的反思文章《互联与深思》、刘瑜研究世界民主化进程的重磅论文《第三波民主化失败了吗？》
本期看点：
陆铭 中国城市化路径的困境与抉择：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存在着三大矛盾，即：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趋势和户籍制度改革的矛盾；人口向沿海城市集聚的趋势和政府行政力量将建设用地指标向中西部配置的矛盾；都市圈的集聚发展和新城、开发区分散发展的矛盾。在经济政策上，当前中国的城市化需要在五个方面进行政策调整。第一，户籍制度需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突破；第二，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应与劳动力流动方向一致；第三，转移支付制度应从支持生产性投资转向支持公共服务；第四，经济增长和税收应与政府官员的激励和考核脱钩；第五，在大城市人口增长过程中，应注重都市圈和城市内部的科学规划，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有效应对城市病的挑战。
汪丁丁 互联与深思：深思意味着对一切生活方式的反思，包括对互联网生活方式的反思。但是，互联与深思不是相互独立的，故而有必要讨论互联以何种方式妨碍并且以何种方式帮助深思。
刘瑜 第三波民主化失败了吗？：1974年开始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至今已经40年，此前全球民主国家有约30个，至今却已有100余个。如此大规模、快速的民主扩张，其政治、社会和经济成效如何？本文采用“全案例分析”方法，根据大量比较政治学中的权威数据库，对92个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地区转型前后的民主稳固状况、大规模暴力冲突状况以及经济表现进行了系统分析。可以说，截至目前为止，第三波民主化有成有败，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是“脆弱的有限成功”。
中国城市化路径的困境与抉择
城市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提升城市人口比重的问题，它还涉及城市在不同地区间的分布，而这是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的问题。城市体系的合理化必须以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前提，以企业自主选址和劳动者自由迁徙为条件，以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之间的权衡为机制。于是，具有不同的地理、自然、历史等条件的城市都达到最大化劳动生产率的最优规模，从而形成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城市相互分工、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城市体系。
具体到农民进城的现实问题上，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工是跨地区流动的，2014年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6894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610万人，本地农民工10284万人。因此，城市化中的关键矛盾不是农民在本地进城的问题，而是农民跨地区进城后如何转为流入城市的市民的问题。
由于未能科学地认识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存在三大矛盾，即：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趋势和户籍制度改革的矛盾；人口向沿海城市集聚的趋势和政府行政力量将建设用地指标向中西部配置的矛盾；都市圈的集聚发展和新城、开发区分散发展的矛盾。由于政策存在的误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受阻，效率恶化，地理劣势地区数量型扩张带来的债务负担加重，同时，大城市内部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社会风险加剧。在这些问题的背后，隐藏的是社会各界对城市化认识的一些误区，误将城乡和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归因于城市化和经济集聚，误把耕地减少与城市化简单对应，误把城市病与城市扩张作简单对应，并且错误地夸大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
针对以上认识和政策的误区，本文提出，在经济政策上，当前中国的城市化需要在五个方面进行政策调整：第一，户籍制度需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突破；第二，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应与劳动力流动方向一致；第三，转移支付制度应从支持生产性投资转向支持公共服务；第四，经济增长和税收应与政府官员的激励和考核脱钩；第五，在大城市人口增长过程中，应注重都市圈和城市内部的科学规划，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有效应对城市病的挑战。
当前中国城市化路径的困境
城市化进程从本质上来说是企业和个人根据收益和成本的比较进行理性的生产和居住地选择的结果。当前中国仍然大量使用行政手段来直接干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的配置，结果造成了一系列的矛盾。
1．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趋势和户籍制度改革的矛盾
在现代经济中，知识越来越重要，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需要人与人之间进行互动，因此，城市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强。相比之下，大城市人口密度较高，人口规模较大，更有利于人们之间的互动。于是，大城市成为高技能人才的聚集地，其劳动生产率也更高，成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的增长引擎。当经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后，大城市对于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和多样性的正面作用越来越强。发达国家即使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进程，人口仍然在向大城市集聚，大学毕业生在向大学生众多的大城市迁移。
从中国近几十年的城市发展趋势来看，大学生比例高的城市，其大学生比例提高得更多。在职业方面，高技能职业比重较高的城市，其高技能职业比重提高得也更多。高技能劳动者向大城市集聚时，会产生更多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因为他们在同一生产单位内是互补的，同时，高技能者也会产生对于低技能劳动者所从事的生活服务业的需求。因此，高技能劳动者的集聚会带动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更快。一国的城市体系通常呈现这样的格局：大城市更多集中了现代服务业，而中小城市则相对更多地发展占地更多的制造业，并服务于周围的农业。虽然事实上人口仍然在向大城市集聚，但是，户籍制度却仍然在制约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政府的政策导向是重点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而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而在实际操作中，大城市人口限制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技能者，在特大城市的外来人口落户条件上普遍采取了歧视低技能者的措施。
2．人口向沿海城市集聚的趋势和区域间资源配置政策的矛盾
在过去30年间，大量的人口向东南沿海城市集聚，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广东省吸引了最多的人口转移，占比从1982年5.23％提高到2005年的22.37％，转移到长江三角洲的占比也从11.27％提高到20.58％（段成荣和杨舸，2009）。夏怡然（2014）从中国287个地市级城市2000年到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计算出了移居人口数据。从移民的空间分布来看，2000年之后，人口大量向东南沿海地区集聚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吸引外来人口最多的省份（或直辖市）仍然是广东、浙江、江苏和上海。
在人口继续向东南沿海和中西部大城市集聚的同时，在2003年前后，政府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让经济资源（包括建设用地指标和资金）在区域间的配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形成了明显的政策拐点。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被作为支持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政策手段。1999年4月国务院批准的《1997—2010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强调了统筹平衡各区域用地，主要体现在对东南沿海区和环渤海区建设用地规模扩大加强限制。图1指出，中西部省份土地供给占全国土地供给的比重在2003年之后明显上升。与土地配置相关的是，2003年后，开发区的设置也被作为支持中西部发展的手段（参见陆铭、向宽虎，2014）。
3．都市圈的集聚发展和新城、开发区分散发展的矛盾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集聚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对于第二、三产业发展均有推动作用。特别是当经济高度开放的时候，接近沿海大港口意味着接近国际市场，而接近区域性的大城市则意味着接近国内市场，中小城市的增长速度取决于它到沿海大港口和区域性大城市的距离（许政、陈钊、陆铭，2010）。也就是说，不能人为地割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如果靠行政性的力量以削弱大城市的增长来促进中小城市的增长，其结果可能是对中小城市的增长也不利。
与上述经济规律相悖的是，地方政府盲目做大本地人口，以推进城镇化的名义，规划新建了为数众多的新城新区。新城新区建设数量过多，规划面积和人口普遍超过现实。截至2013年2月底，中国在建新区达105个，按面积划分，大于1000ｋｍ2的新区19个，5000—1000ｋｍ2的新区10个，100—500ｋｍ2的新区约40个（方创琳、马海涛，2013）。国家发改委统计，如果把全国新城新区的规划人口加起来达34亿。与新区的辽阔面积形成对比的是，新建城区的人口数量偏少，远低于规划人口。新区人口规模偏小，直接制约了交通、水电、信息、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导致已建成基础设施的利用率低下。
很多新城区的过度建设导致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人口和产业进行消化，从而出现类似“空城”、“鬼城”的现象。
新城建设往往是与产业园遍地开花的现象相伴随的。现在，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产业园，大量产业园因缺乏规模，难以具备招商引资的基础设施条件，而大量产业园投资又依赖政府负债来实施，结果造成投资大、产出低、负担重的局面。每个地方都在发展工业，甚至出现产业的雷同和重复建设。在相邻市，甚至同一个市的内部，都普遍地出现产业的重复建设，在招商引资中恶性竞争、相互拆台。
城市的盲目扩张导致人口和土地的集聚远远落后于经济活动的集聚。自从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城市间的经济活动集聚度有非常显著的提高，而人口（无论是城市的总人口还是非农业人口）集聚程度均提高有限。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对于建设用地实施指标规划管理，并且禁止开展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交易和地区之间的农业用地占补平衡，因此，出现了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严重脱节的现象。在1990年至2006年期间，所有城市样本平均的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为每年7.77％，而同时期的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仅为4.56％，两者相差3.21个百分点。如果将城市样本再进一步区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只有在东部城市的人口和土地的城市化速度相差不多，在中部，建成区土地面积扩张速度几乎是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的2倍，而在西部，这一比率接近3倍（陆铭，2011）。
……
专题
编者按
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来源
———基于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综合视角韩 峰 柯善咨 赖明勇
财政分权、民主参与和中国的城市化 张 莉 田 原 宋诗文 戴联贞
中国城市化路径的困境与抉择陆 铭
观察
互联与深思汪丁丁
特稿
第三波民主化失败了吗？刘 瑜
论文
中国上市银行网络特征及其同业业务发展原因 孙艳霞 鲍 勤
“以价辨质”的信息经济学解释
———基于主客观质量双向交流的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徐 杰
学习与思考
腐败、忠诚与博弈结构：一个经济学分析许建明
名家工作论文编译
民主确实导致经济增长达龙·阿西莫格鲁 舒雷什·奈度
帕斯奎尔·雷斯特雷波 詹姆斯·Ａ．罗宾逊 著
贾拥民 编译
★读懂中国经济，离不开发展中大国特征。读懂发展中大国特征，离不开中国的城乡间、地区间和中央-地方关系。我们需要能够读懂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
——陆铭
★尽管仍旧难以避免盲人摸象，但是拥有越多的交叉学科视域，就越有可能逼近中国问题的真相。
——周濂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中国研究需要超越单一学科的限制，进行整体分析。
——张静
★不必否认，现代学术研究对知识的细致划分为我们提供了类似于经济分工的好处。但了解社会的过程毕竟不同于车间里的生产线。当这种努力达到某个层面时，总会发现问题已超出了专业技术所能解决的范围，这时整合诸多学科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就变得尤其必要和可贵，恰如《蒙娜丽莎》的绘画技巧不能取代她那神秘的微笑一样。
——冯克利
★政治和经济是人类生活的两个核心领域；文明的使命于前者乃是驯化权力，于后者则是节制资本。在我的想象中，新政治经济学的使命，假若有的话，则在于如何将权力和资本用于实现人的美好生活。
——景跃进
博而后专，穷而后工；知行合一，综合互动。
★——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