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之争》：
阿多诺的观点在《美学理论》（1970年在德国出版，1974年在法国出版）一书中得以阐明，严密、精辟的论证令人折服。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导向一种悲观的甚至警钟式的阐述，艺术在商业环境中幸存，而其所处社会越来越被经济准绳管控。尽管如此，在多数西方社会都开始大范围实现文化民主化的时代，阿多诺对文化产业的批判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与现代性两位伟大理论家早先表达的愿望相反，现代的、前卫的艺术既没有战胜被格林伯格羞辱的“媚俗”，也没有战胜阿多诺厌恶的文化“次品”。整体看去，哲学家在过去几十年间热烈维护的现代性本身已经过时了。
阿多诺对艺术的思考同时也受到一些无法解决的矛盾困扰。的确，如果说他将艺术看作个人的最后逃避所之一，看作个体的抵抗平台，那么，他并未使之成为陷入非理性的主观性的首要表达场所，更没有从任何形而上或神秘的角度看待艺术创作。艺术呈现了“另一种”理性，而非是理性或合理性的“他者”。何况，为了跟上其时代（即现代），借用兰波的说法是“激进的现代”，艺术还被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与科学、技术、工业的合理性相联系。阿多诺说，艺术需要适应其时代的技术标准，否则就会倒退。然而，如果艺术自身便建立在严格的合理性之上，它又如何抵抗主流的合理性呢？
让我们短暂地回到阿多诺理论的这块真正的绊脚石上来。阿多诺最主要的参照是现代艺术，从工业革命时代发端直至1960年代。那是在材料、程序、形式上渐进并趋向合理化的艺术，一点一点地超越成规和传统经典。在西方，这种合理化进程从文艺复兴便开始了，触及到各种艺术形式。工业革命加速了这一从种种陈规中解放的进程：模仿、对自然的忠实再现、透视技法或音乐调性的“自然化”规范。现代时期，艺术创作也应该是现代的，在阿多诺看来——重新使用他的马克思主义语汇——艺术生产的力量与非艺术生产的力量相辅相成。
然而先前的问题又出现了：假使艺术融入主流的合理性，尤其是科学与技术的合理性，它又如何保持对于现有社会的反抗、争鸣与批判特性呢？艺术与日益精致、技术高度复杂、和科技进步同步的文化产业生产又有何区别呢？这种艺术在被吸收、工具化、商品化和消费之后，难道不会与其他一切文化产品一样，变成其本该批判的“物化”的牺牲品甚至同谋么？
在阿多诺看来，答案就在于艺术本身的模糊属性，即艺术既是自主的，又归属于社会现实。艺术创作和艺术品是自主的，因此不受将人类活动整体导向合理化、可控化、利润化社会的科技与商业决策的制约。正因为此，尽管艺术的存在及其特性已经受到威胁，我们仍然可以谈论它。
但同时，艺术创作与艺术品还归属于社会现实：艺术形式与材料浸入历史与社会之中。艺术始终可能被整合到特定社会、特定时期主导的文化表达形式中。
结论如何呢？
只要我们考虑到阿多诺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矛盾与悖论便可以轻松获得解决。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