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李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美国肯塔基大学访问学者。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出版《新工艺文化论——人类造物大趋势》《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景德镇民窑》《飘逝的古镇——瓷城旧事》《遗产，实践与经验》《陇戛人的生活变迁——梭嘎生态博物馆》《西行风土记——陕西民间艺术田野笔记》《梭嘎日记——一位女人类学家在苗寨的考察》《艺术人类学》《中国瓷器》《中国陶瓷史》等十余部专著，在各类杂志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曾应邀到美国纽约城市大学、阿佛雷德大学、肯塔基大学，加拿大拉瓦尔大学，韩国弘益大学，日本爱知大学、名古屋大学等做学术讲座，足迹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不同国家的博物馆。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末的一百年间，随着中国瓷器和制瓷技艺不断输出，欧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在凡尔赛宫的舞会上，国王身着中国服装；塞纳河边的戏园子里，男女老少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国皮影；国王的情妇养金鱼，大臣的夫人乘轿子；富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式亭子里闲聊，文人用景德镇的茶具品茗……欧洲遥望着东方的伟大帝国——中国，满怀着惊羡与向往，而装饰着美丽花草图案和中国戏曲故事人物的中国瓷，浓妆淡抹总相宜……所以欧洲人说，青花瓷是中国送给欧洲文艺复兴的最好礼物。
　　《中国瓷境·浮华盛极：清瓷》是一本中国瓷器的随笔文集，主要围绕清朝中国瓷器的发展与表现出的特点书写，讲述了清王朝统一后，采取了一些开明措施，如减免一些赋税，对部分手工工匠废弃“匠籍”制等，使制瓷业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中国瓷境·浮华盛极：清瓷》：
　　
　　繁缛与空录——集大成的清瓷艺术
　　清代是陶瓷艺术广泛学习和集大成的时代。清中期，由于学术界考据风的盛行，及社会上的收藏文物热，从雍正到乾隆时期的制瓷中心——景德镇，可以说官民窑都在热衷于仿古瓷的制作，这是整个社会的复古潮流所致。因此便有书评论说，清代的瓷器艺术，由于仿古风的盛行，从其美学特点来看应该是属于古雅美。但笔者认为则不然，清代的确仿古风盛行，不仅仿历代名瓷，也仿历代有名的工艺品。从中国唐宋以来的瓷器来看，中国传统的陶瓷美，追求的是一种含蓄质朴的自然之美，古雅之美，脱俗之美。在清中期的景德镇部分仿古的高温色釉瓷器中，的确也具有这样的意境美，但这并不是清中期景德镇陶瓷艺术中的主流，清中期景德镇陶瓷艺术的主流，在人们的印象中还是那明丽清新的五彩瓷和华贵繁缛的粉彩瓷，这些五彩瓷和粉彩瓷的发展固然是受到了中国传统陶瓷艺术思想的影响，但它们反映出的却是一种雕琢美、装饰美、华丽美，是一种与中国传统陶瓷古雅美完全不同的世俗美，是俗文化在陶瓷艺术上的充分体现。究其原因，清中期的景德镇不仅受到整个社会复古思潮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西方文化和正在蓬勃发展的市民文化的影响。
　　因此，清代的陶瓷，不仅是在大量仿古，也在努力仿洋，如仿西方的珐琅器等。仿制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通过这种学习，清中期在陶瓷艺术的表现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程度。
　　在这里尤其要关注的就是，对西方陶瓷的学习和仿造极大地丰富了清代的陶瓷艺术的表现手法，从明中晚期以来，就不断地有欧美瓷商来景德镇定购瓷器，由于中西文化与生活习惯上的差异，瓷商们除了选购景德镇原有的瓷器品种外，还根据欧美市场和顾客的需要，要求景德镇的陶瓷艺人们制作了大量符合西方审美情趣和生活习惯的新造型和新图案。有的瓷商，本身就是艺术家，如十八世纪末的英国珐琅艺术家詹理斯和画家奥尼乐等，就不断地变化着设计样式，委托东印度商人带到景德镇定制。瑞士东印度公司则有自己的设计师，如传教士、艺术家普雷却脱就是专门为该公司在中国定制瓷器设计图稿的。更多的则是根据本国所喜爱的金银器、玻璃器、陶器造型带来供景德镇仿制后订货。这些来样订货的造型和式样，不仅是被动地被景德镇的陶工们所制作，其反过来也极大地影响着景德镇新的陶瓷艺术风格和品种的形成。有的造型甚至就直接被景德镇的陶工们所采用，如景德镇从清代一直延续至今还出口国外的咖啡具、茶具、配套餐具、宽边平盘、薄胎皮灯、瓷板画等。这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造型上，也同时体现在色彩和装饰纹样上，在外来定制的瓷器制品中，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审美要求，有的要求以立体写实手法绘制的花卉、人物、风景、建筑等画面来装饰瓷器，有的则要求以洛可可式的图案来装饰瓷器，有的则希望将一些纪念性的徽章描绘在瓷器上。这些西洋风格的绘画和图案装饰，往往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景德镇的传统陶瓷艺术中，悄悄地在影响和改变景德镇陶瓷的传统风格。据《景德镇陶录》中记载当时的景德镇瓷中有：“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珐琅画法，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无不精细人神”。“西洋红色绿色器皿、西洋乌金器（系新制）、东洋抹金、抹银器皿”。不仅民窑为出口或为内销，在不断仿制和生产着这些富有西洋装饰和造型的瓷器，就连官窑也在仿制西洋的造型和装饰，如当时的督窑官唐英在其《陶成记事碑》中记载：“仿西洋雕琅象生器皿，有五供、盘、碟、瓶、盒等项，画之渲染亦仿西洋笔意”，“仿西洋黄色、紫色器皿”，“仿西洋红色、绿色、乌金器皿”，“仿西洋珐琅画法”等等。（见图53、图54）有关这些新的釉上彩的品种，在清代的外销瓷中都有所介绍，所谓的仿“西洋红色”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铁红彩，所谓的“乌金器皿”也就是墨彩和金彩等。而且此时的这种具有西洋风格的瓷器，虽然是景德镇或广东的艺人们绘制的，但其颜料却是来自欧洲，所以称为洋料，或洋彩、新彩。也就是说当年蓝浦和唐英的记录完全符合当时的史实，但在生产这些釉上彩瓷的景德镇和广州当地却基本没有看到此种瓷器，其当时全部被运到了欧洲。因此，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目前最权威的、由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和叶喆民撰写的《中国陶瓷史》中，这些被运往欧洲的釉上彩的品种几乎被忽略了，而鲜有详细的介绍。
　　在为欧洲制作陶瓷时，不仅中国的陶瓷艺术影响了欧洲，同样欧洲洛可可艺术也在影响着中国，尤其是对当时的清皇室影响甚大。乾隆皇帝不仅请欧洲的艺术家在宫中为皇室服务，参加圆明园的设计，还指定在宫中的“造办处”设立“珐琅作”，和中国的画家及工匠们一起制作瓷胎珐琅器。同时，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不少都是由宫内的“造办处”“如意馆”“钦天监”中的画师提供图样本和造型，而所有在清宫任职的欧洲艺术家，也都在此与中国的画师、匠师们朝夕相处，相互影响和启发。正是由于欧洲艺术的影响，使清中期以后以景德镇为中心的中国陶瓷艺术的风格，一改康熙以前清新、雅致和刚健的格调，而出现一派华丽、纤巧和繁缛之风，形成了典型的宫廷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在清中期以后成为了一种社会时尚，并直接影响到陶瓷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同时，质朴自然的天趣之美，不再是中国陶瓷艺术追求的主流，而华丽和人工矫饰成为此时的主流，并一直延续到清末甚至民国时期。
　　……

引子
为皇家制瓷的御窑厂
瓷都景德镇“水土宜陶”
景德镇的街市——一制瓷史的缩影
欧洲人眼中的景德镇
康熙五彩及其他
雍正粉彩的西洋因素
乾隆瓷的繁缛与精巧
清瓷中的“道与器”
繁缛与空录——集大成的清瓷艺术
清末仿古风的盛行
宜兴紫砂壶对欧洲的影响
清代石湾窑的兴盛
德化瓷塑中欧洲人的亚洲想象
出口东南亚的德化青花瓷
铜川陈炉镇的窑火
陈炉镇的器物与装饰民俗
广州港口、黄浦岛与商行
斯特艾斯艾伦堡墙纸、广彩及香港澳门
欧洲瓷商的中国足迹
外贸瓷的中国风格
东南亚红绿彩市场与日本风格的回流
欧洲来中国的定烧瓷
欧美国家的中国热
向世界输出中国制瓷技艺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