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司马迁和班固都是继承父志而撰史，但情况又有差异。司马迁是遵从父亲遗命著书，《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谈死前“执迁手而泣口：‘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巾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之遗嘱反复论及作史之必要，他从三个方面训示司马迁，首先是重振家学，其次是继承父志撰史扬名以显父母，再次是时代的召唤。因此，司马迁之作史是肩负其父和时代的双重期待的，这也是他后来身受宫刑而不肯轻易赴死的重要原因。
班崮在作史动机上与司马迁有相似之处，他也是受父亲影响。班固的父亲班彪有感于《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虽有扬雄、刘歆、阳城衡、诸少孙、史孝山等人续史，但其续作“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②，于是潜心史籍，旁搜博采，作小《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班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但是班固与司马迁不同的是，班固自幼就显示出文学才华，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载他“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
“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儿必记汉事。”’⑤建武三十年，班彪去世，班固从洛阳返回故乡，时年二十三岁。居丧期间，班固着手整理班彪的《<史记>后传》，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班固开始编写《汉书》，时年二十七岁。可知，班固继承父志乃出于自发自觉，不像司马迁那样受父亲郑重嘱托。
（五）司马迁的《史记》是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研究成果，汪高鑫说司马谈对《史记》有发凡起例之功，具体表现在：1.司马谈的功名意识和他强烈的歌颂盛世、著史留名的欲望影响了《史记》的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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