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鸳鸯蝴蝶派小说与中国本土类型电影观念的产生
最早诞生于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大都会上海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大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一批职业文人。这也许就是造成了他们的作品“从取材上看，十分注重题材的‘新闻性’、‘秘闻性’、‘传奇性’和‘趣味性’……（无论是）军政显要宦海沉浮的官场秘闻，巨商富坤巧取毫夺的发迹史和花天酒地的私生活，姨太太阔少爷的情场角逐、醋海风波、秽行丑闻、名流、明星、名妓、红艺人的身世际遇、桃色纠纷、逸闻趣事，都市中下层市民群众的身边琐事、家庭纠葛、生计艰辛，所有这些最令不忮不求、乐天和命的中小市民浓厚兴趣，乐于猜测、传播的事件和人物，都是这派作者热心描写的题材和锐意表现的内容”。1以上论述虽然尖刻有余，但鸳鸯蝴蝶派文人中大部分的“报人”背景，以及他们赖以维生的这些报纸、杂志必须依靠市场发行的事实，造成他们作品中的商业性倾向大约也是毋庸质疑的。从《礼拜六》等杂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初的小说怎样被分类销售。“研究晚清到民初的上海小说史的人，注意到小说被类型化的倾向，而这种分类的依据和习惯，大多数不是出于文学上和美学上的要求，更主要是出于商业上的需要。它提供了不同的读者对某种他们需要的小说的‘导购’。”2北京大学的陈平原先生在《“新小说”类型理论》-文中曾指出，在1902年以前，中国各杂志也偶尔刊载著译小说，只是一般不标类型，惟独1898年底，在由梁启超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清议报》上，开设过“政治小说”专栏。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所载小说己一律标上类型，如第一号上有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哲理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以后又陆续增设语怪小说、法律小说、外交小说、写情小说、社会小说等）；此后创刊的小说杂志或刊载小说的杂志，纷纷模仿其作法，而且分类越来越细。1这些分类是很随意的，但人们不难由此“格物致知”，找到各自希望了解的内容。从不同时期杂志的小说分类，我们也可以较清晰地看出不同时期读者口味的变化。实际上，大众媒体上分类的作用，不仅使读者查询信息的需要，也使这些信息更容易成为人们日常的交流。研究者许敏甚至认为：“由改良政治、教化社会为号召的小说革命，在民初的上海所体现的实际文化成果，就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民初的上海文人为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的一种常识，也是小说这一文化形式在现代上海社会这样的都市里找到自己生存位置的努力。它所建立的文学类型化趋势以及所找到的同读者之间的关系，包含了许多作为现代都市商业文化中的一些特征性的东西。”2以被看作是鸳鸯蝴蝶派继承者“礼拜六派”的大本营《礼拜六》为例，在言情小说成为时尚的民初，《礼拜六》杂志对言情小说的分类尤其精细。在第一期的杂志上，就有侠情、哀情、怨情，以后还有苦情、写情、艳情、忏情、惨情、爱情、痴情、奇情、幻情、丑情、喜情等，这份每期“行销二万”的小说周刊，对于当时小说在社会上的流行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言情小说的风潮逐渐平息之后，以《礼拜六》为首的鸳鸯蝴蝶派的报纸和杂志又陆续引领了一系列类型小说流行的风潮，并在20世纪10年代末期，沉淀为社会言情、武侠、侦探、稗史这四种通俗小说的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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