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山遇险
1938年10月，学校迁至广西宜山。师生痛恨日军侵略，校内抗日气氛浓重，到各地向群众宣讲抗日，义卖物品集资给抗日战士，组织歌咏队宣传抗日，等等。我也积极参与，将自己随身携带的衣物义卖过好几次。为此，日军痛恨浙大，一直想伺机报复。1939年2月5日，日军派出18架飞机轰炸浙江大学。当时我正在茅草棚教室内温习功课，忽然听见飞机声，知道日本轰炸机来了。因为我在上海时目睹过日机的狂轰滥炸，有了经验，便立刻跑出教室仰卧在操场上，看着飞机在我头顶上盘旋，耳听得炸弹排空而下的“嘘嘘”声，刹那间离我右边约40米处一排地面的泥土冲天而起，我当时紧紧趴在地上，泥土都扑到身上。那时我心想，要么被炸死，千万不要被炸残，缺个胳膊少个腿的，成为累赘。结果万幸，我还是活下来了。我与同学们一起清理校舍，清点统计出日机投下的一百多枚炸弹。看着学校仅有的两座宿舍楼被炸毁了一座，我心里非常愤怒，更增强了为抗日而发愤读书的决心。
宜山旧称“蛮烟瘴雨”之乡，属于亚热带气候，这里温暖多雨。多雨的环境极易滋生蚊子，而蚊子则是传播疟疾的祸首，真是宜山宜水不宜人啊。由于抗战，宜山的人口增加了许多，疟疾就迅速传播开来。浙大师生有近200人患病，其中不少是恶性的，还有同学病逝了。那时治疗恶性疟疾的特效药只有进口的Atabrine，中文翻译为阿坦布雷，或为疟疾平，奎宁只能治疗一般的疟疾。浙大离开杭州时所带的药物早已用完，离宜山最近的柳州和桂林却买不到这些药物。这让师生们惶恐不安。我也不幸染上了，而且是恶性的，每天高烧39摄氏度多不退。父亲得知后，快速从上海寄来阿坦布雷，使我又逃过了一劫。
遵义半年
在浙大西迁辗转跋涉的求学途中，遭遇了日本侵略者肆意轰炸，更激发了我以知识做武器“转移国运”，赶走日本侵略者的斗志。我们电机系有电力和电信两个专业，两个专业的学生一至三年级读的是相同课程，四年级的课程才分开，我选择了电信专业。电信专业比电力专业学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要多得多。之所以选定电信，是我决定将国防事业作为己任，准备用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投身无线电行业，为国效力。
除了钻研电信专业课程外，我的课余时间还是用来读书，每晚都在油灯下度过。就在那时候，我把父亲邮寄来的一部《三国演义》读得烂熟。有时我也参与时事讨论。记得在遵义时，学生会在校本部何家巷办了《生活壁报》。这个壁报名义上作为同学之间生活中调剂余缺的平台，实为同学们讨论时事、校务的民主论坛。壁报形式十分特别，编辑员由同学担任，不需要抄写，每一位同学都可以是作者和读者。只要同学觉得有一事要说，无论小至个人生活，大至天下大事，都可写稿投进稿箱，另用纸条著上作者的年级、姓名、住址，加盖私章后，便可以笔名发表。我经常去看，也投过稿。记得我写过一篇批评苏联侵占芬兰的时事评论文章。当时，苏联抢占了芬兰的一些地方，我认为它的行为是侵略。文章张贴以后，引来了众多议论，很多人认为苏联是对的。我们正、反两方有了几个“回合”，互不相让，争论没有结果。最后只能以学生会主席孙翁孺出面调解，说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意见，不要再争论，就完事了。
我与学生会主席孙翁孺后来是一直保持联系的。记得1990年初，翁孺与我和钱汝泰联名发起为纪念1940、1941两届校友毕业50周年的返校欢聚活动。1990年10月17日，全国各地校友41人赶到杭州，连同在杭州的两届校友一共78人。大家推举翁孺为总指挥。在杭州，他还有当年学生会主席的风采，我们的欢聚活动在他的领导下非常成功。经过友好协商，他还成功地与母校达成协议，开了浙大毕业的每届校友50周年依次返校庆祝联欢的先河，为校史增添了新的一页。
孙翁孺生病后，我去马鞍山看望他三次，第一次是我和老伴、钱汝泰和老伴，一共四人结伴去医院看望他，当时他已做过二次化疗，但精神很好。第二次是台湾的校友虞德麟来南京，我陪他去马鞍山翁孺家里。虞德麟每年回大陆一两次，春天要到无锡扫父母墓。2002年春天，他又来南京。我又一次陪他去马鞍山看翁孺。那时翁孺原已因化疗掉光了头发，又长出不少。约在当年5月，我又打过一次电话问候他，他说很好。后来因我老伴生病的缘故，再未通信。第二年，翁孺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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