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戏剧学院除这些特点之外，还有就是有一个李山，他从来不在这些约束中。李山因为在艺术上的不安份，出名很早。早在“文革”期间的1974年，上海美术馆举办了包括林风眠、丰子恺、关良、吴大羽、程十发、朱屺瞻等在内的“黑画展”，用于公开批判。青年画家韩辛的野兽派式的水粉画，戏剧学院青年教师李山的灰暗风景画等也在其中。到八十年代，李山相对新一代的现代派们要年长些。他的艺术多变，激进好胜。他早期的风格接近表现主义，对一些原始和稚拙气的图像感兴趣，后来画抽象，到八十年代后期则表现出更加积极的，要站在风头浪尖的姿态。他较早进入“八五新潮”的全国交流圈子，并带动上海参与其中，是八九十年代上海最有影响的激进艺术家之一。他的创作和活动，对于八十年代里不论是画抽象还是做其他形式的现代派艺术，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或者说对于当时的上海艺术青年而言，李山本身己极富传奇性，影响远在他的作品之上。
李山是东北人，幼年生活在黑龙江一个小草原边上。八十年代初他受原始艺术的影响，比如浙江河姆渡文化和江苏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等，画一些面目稚拙的古朴形象，以及原始主义风格的树林、马和深色皮肤的裸体女人。这些作品都被他囊括为《初始》系列。数年后他又在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的办公室里，开始画被同行们戏称为“毛球”的抽象画。“毛球”的学名是《扩延》系列。画面上那些硕大黑色平涂的圆球，带了须毛，给人不雅和膨胀的压力，把他原来对生命的刨根问底向神秘性拓展。随后是《秩序》系列，这些画面虽然加入了几何的形，硬边上冲出来的毛糙笔触，仍联系着伸展的意愿，规则和冲出规则的难堪成了矛盾对抗。
1986年李山与更年轻的艺术群体一起参与策动“凹凸展”，他又画他朦胧的马和原始的面孔。八十年代后期，新一代激进艺术家和激进主义艺术的不断涌现，对李山的思路形成冲击。他不断变换创作花样，寻求直接的冲击力，力求走在社会思考和艺术表达的激进锋刃上。1988年他积极参与行为及装置展“最后的晚餐”。1989年在北京“中国现代艺术展”上，他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在中国美术馆里洗脚，备受关注。李山曾说：伟大的画家是探险家、猎手，他不断地开垦一块块荒原。
李山因此也像另一些从八十年代出发的激进主义艺术家，他们机敏并富有冒险精神，面对急速变化的中国社会环境，不会停留或拘泥于已有形式。李山八十年代末开始的《胭脂》系列，延续他对生命和性、身理和心理等主题的兴趣，让他在日后的国际交流中更具声望。
1984年在北京举办的“第六届全国美展”，是中国官方美术的最高权威展出。展出的评审过程，更加剧了新旧艺术观念的裂痕。随后，第二年举办的更为开明的“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作为全国性美术展出，却脱离了中国美协，而由国际青年组织委员会主办。在这个展出中，虽然西方化或具现代性的绘画语言，还只在丰富写实形式的意义上，但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甚至波普等形式已被直接引入。
上海艺术家王向明、金莉莉和俞晓夫的画都引起注意。这个展览后来被认为是“八五新潮”的揭幕式。同年，南京在读研究生李小山（1957—）的一篇文章《当代中国画之我见》，在第7期的《江苏画刊》发表后，马上引发了关于中国画问题的巨大争论。李小山的“我见”颇有“五四”遗风——言明“中国画己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在这前后，相对独立的美术刊物，主要是湖北的《美术思潮》和北京的《中国美术报》出版。《中国美术报》不仅是周刊形式，而且还有全国邮政发行网络。《美术思潮》关注理论，《中国美术报》则在运动推动上迅速地将各地的发展和成果发布出来，积极催生新潮艺术。
这两份刊物加上态度已经刷新的《美术》，成为八五新潮的重要催情剂。
高名潞（1949—）等在1988年初编写完的《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中写道：“这是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教师余友涵同该校五位学生丁乙、冯良鸿、秦一峰、艾得无和汪谷青举办的一个师生联展。它于1985年3月18日至26日在复旦大学学生俱乐部举行，余友涵无疑是主要组织者。就展览题目来看，可看出它与以往的一个很大不同，即创造‘现代绘画’的主观愿望已公开写在他们的旗帜上了……他们把绘画视为寻找时代形象的使命，而这也是一种创造历史的过程。他们确信今日创造的成果将成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文明的基础。尽管这是未宣传、影响不大的展览，但己显出上海画坛在观念上产生根本变化的征兆，主动创造现代文化，这己成为一代青年艺术家的清醒意识。尝试的幼稚，作品与宣言的距离，都不能作为否定这种创造意识的口实。”“六人联展”与“十人画展”中的一些探索，有近似的思考方向，余友涵和他学生们的不少创作，试图以更现代意味的手法，接近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美学境界。这也与当时社会在追求西式现代化与复兴传统文化之间的盘衡，有着明显关联。只是艺术家向西方学习来的成果，画面上的乌托邦，来得更为快捷。但是就整体展览而言，不同于“十人画展”中参杂的小情小趣，余友涵他们的展览上，更带有八十年代激进主义艺术必备的文化使命感，将“现代绘画”这个概念，通过“抽象”，观念化地强调突出。这在上海激进艺术的公共展示上显得十分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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