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生命的杂乱
本书讲述的英雄和事业，能够简化归结为两大类：农民起义型和改革建制型。
Kevin？Kelly在他的《失控》一书中，透过生物学视角研究21世纪的社会经济现象。借用他这套妙趣横生的理论，同样可以从生命的角度来观察历史事件，特别是农民起义这类事件。
从陈胜揭竿而起到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但凡农民起义运动，开始总有那么一段风生水起的美好时光，英雄领袖们敏锐地觉察到众生渴望的潜流，把握住某种时代脉动，与之产生了共振，很快，他们在麾下聚集起大批人马，势成燎原。在意气风发、豪情万丈之际，如果他们肯冷静下来，回头审视站在身后的人群，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令人困惑、难以把握的系统。
机械系统的运转是线性的，可预见的因果关系连接着输入和输出；而人群，以及其他社会性动物所形成的“群体”，则是一个活系统，有着自己的生命韵律。
生命通常具有几个基本特征：自我复制、自我管理、自我修复（有限）、适度进化以及局部学习。正是这些特征造就了“群体”活系统的迷人之处：
1．蝴蝶效应。对初始条件非常敏感，短短时间内，细流可以成海，捧土可以成山。
2．随着群体壮大，其中彼此关联的个体所形成的组合数量呈指数增长，从而蕴藏了无数可能性。
3．群体中允许个体有差异和缺陷，个体的缺陷和变异，甚至能引发整体的进化过程。
上述几点在历次农民起义中表现得十分清晰，比如，李自成哪怕是在二次受挫之后，领数十骑进入河南，仍能在当地迅速召集几万人马，一年之后，队伍已达50万人，公元1644年进北京之时，以他为最高领导的大顺军已号称百万。起义军成员多为饥民、流民，个人素质良莠不齐，也不乏投机者，但这个巨大群体不断成长，在吸收了李岩、牛金星等知识分子后，又产生了斗争策略和革命纲领的进化，在最终的狂潮中，摧毁了挺立近300年的明王朝。
但这种活的“群体”同样存在十分明显的缺陷：
1．效率低下。缺乏严密的中央控制，其资源分配高度混乱，冗余设置，重复努力比比皆是。
2．不可控性。没有绝对的权威，起义领袖对起义军的控制经常犹如羊倌牧羊，一旦有变，百万雄师瞬间散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3．不可预测性。群体成员间的复杂纷乱的关系，使整个群体的发展命运充满了意外。
4．不可知性。由于很难用线性因果关系来解释系统内部的运转，英雄领袖们尽管多为人中豪杰，面对最后的败亡，也常有“天欲亡我”，“人算不如天算”的喟叹。这里的天，其实就是超越个体理解力的群体运动方式。
5．非即刻性。启动一个复杂系统，达到各层面的协调一致，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起义军领袖经常会在某一时刻，骇然发现已经无法驱动自己亲手建立起的庞然大物。
历史上很多稳固的王朝就是由农民起义发展而来的，比如汉朝、明朝，能否暂时克服这些系统性缺陷，能否适时引入更具可控性的机械系统，就是成王败寇的分水岭。这需要强大的智力和眼光，也需要那么一点好运气。
人们常说的结构与制度，则更多地具有机械系统的特征，这个话题自然地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另一类英雄，比如王莽和杨广；项羽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的人生和事业，与秦末农民起义大潮密不可分，同时也与制度变迁引起的心理不适有着深层的关系。
制度的领先，回归与滞后
关于制度，我们的祖先曾经进行过一场长达500年的大讨论，这就是发生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过去之后，真正进入各王朝政治重点实践的，并引起广泛争论的，其实只剩两家，即儒家和法家，对应两条道路，即王道和霸道（最初作“伯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
儒家王道如日，高举张扬，一直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法家霸道如月，明亮度虽不能与前者相抗衡，却一直没有停止发挥它的深刻影响力，对人间潮汐的控制经常更甚于日。在确定儒学至高地位的西汉，宣帝就曾这么一脸严肃地教育过他的太子——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令，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安足委任？”
儒家，何曾真正独尊？而彻底回归王道，也就成了2000年来儒者的一贯愿望。如果说秦末项羽的行动更多是受到恢复故国的情感支配，而王莽则是一个高调而自觉的王道回归者。
有趣的是，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不仅表现在新生事物立足和发展常面临的重重阻力，怀旧复古之路同样充满艰辛苦痛。
乞灵于古制未能疗救时疾，王莽的失败在今天看来有些理所当然的味道。600多年后，隋炀帝杨广，以其雄才大略，一扫东晋南北朝的虚浮玄风，重新扶正儒家，首创科举。
科举取士是一项影响极为深远的创新制度，虽因触动门阀大族的政治利益，导致杨广本人的悲剧，但儒学借此机会，扎进每一个渴求出仕的民间才俊心中，从此根深叶茂，在之后的1500多年中，牢牢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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