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东吴靠孙刘联盟的力量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曹操。
为袭取荆州，孙权又“不惜屈身忍辱”，派人“诣操请降”，以此作为代价，缓和了孙、曹之间的敌对矛盾。孙权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在袭取荆州时面临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局面，以保证夺取荆州目标的顺利实现。
孙权虽然袭杀关羽，夺得了荆州，但却不想让吴蜀联盟永远破裂下去，而让曹魏得利。因而当刘备为关羽复仇而率师伐吴时，他立刻“遣使求和，并晓之以利害”。当他明白吴蜀之间一场大战不可避免的时候，又展开联魏外交，遣使卑辞奉章，向曹魏称藩，并亲领百官出城，接受曹丕的封王称号。当东吴朝野上下反对向曹丕屈辱称臣时，孙权抬出汉高祖刘邦来为自己辩护：“当日沛公受项羽之封，盖因时也，何故却之？”孙权这样做的目的，连曹丕方面的谋士刘晔也看出来了。他说孙权之称臣只因为：“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承其寡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则却中国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三国志·魏书·刘晔传》）刘备亲率大军伐吴，如果曹魏再乘机夹攻，东吴的灭亡便指日可待了。孙权见策知变，开展了联魏外交，防止了“蜀攻其外，魏袭其内”的最坏局面的出现，使东吴得以集中全力迎战刘备，从而保证了夷陵大战的胜利。
关于吴蜀矛盾在利益、魏吴矛盾在存亡这一点，孙权还是看得清楚的。当刘备大败逃回白帝城，曹丕诏札孙权，要他“勉建方略，务全独克”时，孙权不仅不乘胜追击，反而决计回师。当蜀汉力量倜处蜀川，不再对东吴构成威胁之后，孙权又再次和蜀汉结成同盟，双方“戮力一心，同讨魏贼”。
对孙权利用曹、刘矛盾从中捞好处，特别是背信弃义，不惜从盟友背后捅刀子，以夺取荆州之举，后人多有贬斥之词。这些贬斥，也都有其道理。但从当时三国的形势来看，刘备的势力发展最为迅猛，赤壁战后刘备取得荆州，公元214年从刘璋手里夺得益州，公元219年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自立为汉中王。同年，关羽又在荆州发动攻势，围攻樊城曹军，生俘曹操大将于禁，威震华夏，确是出现了周瑜生前最担心的“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的局面。当时连曹操都惊恐得要“计徙许都以避其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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