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陈独秀生平的几个问题与我的看法
我素喜研究中共早期历史及其领导人物，今天听到诸位先生讲述陈独秀的生平，使我受益不少。现在我也提出几点意见，请指教：
第一，有关陈独秀留学日本时间及其学历问题。据香港龙门书店出版郅玉汝编著《陈独秀年谱》，说他在清末民初曾四次到过日本。第一次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入东京宏文学院肄业，但是年冬，即返沪。第二次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与苏曼殊同往，同年秋，即返国。第三次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赴日，次年肄业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系采日人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之说。迄宣统元年（1909）春，他仍在东京，何时归国，则不详。第四次是民国三年（1914）夏（秋？），已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一年，到民国四年春，又回沪。另王森然著《陈独秀评传》，则说他“一九○九年，留学日本，入东京英语正则学校，一九一○年，又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而夏莲瑛女土著《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三八年陈独秀思想的发展》，谓：“一九○○年，他赴日本东京，先入高等师范，后转学早稻田大学。”可是我查考民国七年（1918）9月的“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履历表”，在文科学长陈独秀履历一栏下，只是填的“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如以此表为准，则上述有关陈的学历诸说，俱有问题，而他先后赴日时间，似乎以郅编年谱较为翔实。
第二，有关陈独秀的婚姻及其子女问题。据郅编年谱，说他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九岁时，与安徽霍邱高氏结婚。次年，生长子延年，又次年，生长女玉莹。光绪二十七年（1901），生次子乔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生三子松年。宣统二年（1910），在杭州西湖与高君曼女士同居，其时他在陆军小学担任历史地理教员，曾致函苏曼殊有“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之句，“佳人”殆指高君曼，其心情愉悦可知。其后，民国十六年至民国十七年（1927～1928）间，延年、乔年先后以参与共产党被捕杀，玉莹亦病死。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陈独秀被捕前，似已与高君曼分居，和其同住者，乃一管家之女佣，晚年悉由此女佣照料其起居。据陈公博《寒风集》所述，高君曼以贫病交迫，死于南京，时间可能在陈被捕后不久。
第三，有关陈独秀早年的政治活动问题。他在初次留日时，适因维新派由唐才常领导庚子自立军一役失败后，而逃亡日本的戢元丞、秦力山、吴禄贞，与后来为世知名的亲日派章宗祥、曹汝霖等，组织励志会，他与张继曾后参加而先脱会。旋即联络叶澜、秦毓鎏、汪荣宝、蒋方震、苏曼殊、冯自由等二十余人，发起组织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是为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见冯自由：《革命逸史》）。返国后，集合安徽志士，组织爱国会，与蔡元培、章炳麟之上海爱国学校及《苏报》，互通整气。嗣章士钊、张继、何梅士、陈去病等，创刊《国民日日报》于上海，他亦担任文字著述。迨该报停刊，蔡元培等创办《俄事警闻》日刊，后改《警钟日报》，亦间有他的旧诗发表。光绪三十年（1904），他在芜湖与同志合办《俗话报》，并担任安徽公学教务长，时刘师培、柏文蔚、陶成章、苏曼殊等，均在该校执教。又与柏文蔚、常恒芳等另组岳王会，效法岳武穆精忠报国精神，联络安徽武备练军学生及新军中下级军官，秘密从事革命工作。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成立于东京，原属光复会的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等，遂与合并。翌年，他二次赴日，但未参加同盟会。迨辛亥革命成功，柏文蔚出任安徽都督，任陈为秘书长兼安徽高等学堂教务长，校长为邓绳侯（见郅编年谱）。但北大职员履历表，填的是高等学堂校长王森然的评传，则说他任安徽教育司司长，孰为正确，俱待考。及至二次革命失败，他未与柏文蔚偕同亡命，而逃匿上海，民国三年（1914）才东渡，并未加盟中华革命党，而与章士钊、陈炯明、杨永泰、张季鸾等参加了拥戴黄兴为首的“欧事研究会”，此见之于李根源著《雪生年录》。我于民国五十五年（1966）发现此项记载时，曾告知郑学稼兄，认为甚关重要，但郅编年谱，并未提及。又据《雪生年录》云：“民国四年十月十一日，偕程颂云（潜）、熊锦帆（克武）、冷遇秋（遹）、陈独秀、林隐青（虎）、章陶严先后归上海。时谷九峰（钟秀）、杨畅卿（永泰）、欧阳骏民（振声）、张季鸾（炽章）创办《中华新报》，双十节出版。”因之，独秀返沪后，亦为《中华新报》撰述之一。郅编年谱，对此一无记述，而说陈是“春自日本返上海”，时间也是不确的。由上以观，他早年政治活动，交游甚广，比较起来，与光复会及欧事研究会关系接近，与同盟会及中华革命党，似有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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