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上能够成大事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选贤与能”、“用人唯贤”,善于用人。事情是要人做的,陈光甫很知道会用人的重要性,所以他在用人方面是很下工夫的。
上海银行的一般职员都是通过考试,择优录用;对于具有能力、做出成绩的职员,不拘一格,提升到重要的岗位;有些襄理、副理等都是从一般职员中破格提升的。他发现外面有适当人才,总是千方百计,设法罗致到他的事业中来。
我同陈光甫本来不相识的,我进上海银行也是偶然的机会。我在1926年从日本学习回国,先在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书,后在北京一个小银行叫中华汇业银行里担任工作,当时吴羹梅曾和我同事。我并不喜欢这个银行,很想换一个工作。我在业余时间,经常在北京银行公会办的、由唐有壬主编的《银行月刊》上发表一些文章。唐有壬在中国银行任职,张公权是中国银行的总经理。上海也有一个同样的刊物,叫《银行周报》,是上海银行公会办的,由戴霭庐主编,后改为李权时。我在《银行月刊》上所写的文章无非是人事管理、信用调查等问题,是引用一些日本银行的材料,文章发表后引起了陈光甫的注意。他找别人询问“资耀华是怎样的人”。
不久唐有壬调到汉口;担任湖北省银行经理,陈光甫见到唐时,即问了我的情况,并要求唐打电报给我,要我到上海同他谈谈。他问了我一些关于信用调查等问题,我们谈得相当投机。他邀我到上海银行任职,帮他建立调查部,我本来不喜欢北京的工作,也就欣然同意了,从此在上海银行工作了几十年。
第二个法宝:重视职工,调动积极性
陈光甫对于遴选职工是非常严格的,不论任何亲戚故友的介绍,如果才不能胜任,他是一概不用的。上海银行的职工待遇比其他银行要高些,除工资外,各种福利待遇,也比其他银行优厚。他还有一个在当时是少见的笼络职工的办法,就是所有职工都是上海银行的股东,对于高级职员,他用分送、优待等方法使大家都有上海银行的多少股权。就是对低层的职工,如“茶房”(工人)等,他也给他们一些股票。除了年终酬劳外,还用无息贷款的办法帮助他们购买股票。当时的口号是“银行是我,我是银行”,使银行的兴衰与每一个职工都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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