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普尔维达和摄影师好友默琴斯基从阿根廷的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驾车出发，自南纬四十二度，在阿根廷界内向南直到合恩角，再从智利境内的巴塔哥尼亚返回，直至奇洛埃岛。
本书记叙了两人旅行途中的奇闻轶事，描述了当地的独特景色和人文风情。他们游览了许多未记载于地理与历史书籍的角落，遇到了一些与世隔绝的人。
这部南美游记始于塞普尔维达和默琴斯基的旅行概述，由于种种原因，两人未能及时完成本书。等到收笔的时候，他们游览的地方已经受全球化和温室效应的影响而面目全非，因此诞生了这一书名。
巴塔哥尼亚的天空有时有云，有时没有，但总显得很低，它一直向下压迫着旅人，而不再是其他纬度地区那样的一望无际的拱形天顶。在之前的一次旅行中，在五月河骑马时，我遇见了一个往相反方向去的高乔人。其实并不能说我们遇到了对方，因为那位骑士正在睡觉，是两匹马相互遇见了，它们面对面停了下来，提醒我们人类之间碰面的习俗。这一停吓到了他，于是他睁开了眼睛。
“您好吗，哥们儿？”他问候道。
“挺好，您呢？”我回答道。
“咱们就在这儿，在天和地之间啊。”他说着，用马刺刺了一下他的马。
的确如此。在巴塔哥尼亚的草原上，人就是在天地之间。这些，再加上永远不变的平川，能让人看到不管有多远的任何事物、对象和细节，并且一切都获得了一种崭新的、非同寻常的特性。
车上有录音机，我们有一盘豪尔赫·卡福路内的磁带。伴随全力吼出的“乌拉圭不是条河，是飘过的蓝色天空”的歌声，我们开过了前三十公里，也不在乎风已经变了脾气，开始一阵阵地吹得车直晃，还在车的两侧掀起了沙土的帘幕。我们望着孤单的公路，没有遇见其他车辆、人或动物，直到两人看到在被尘土染得模糊的天际线那里出现了什么。
那是一个走着的人，和我们方向相同。我们追上了他。他很年轻，留着黑色的长发和浮在友好微笑上的粗粗的髭须，戴着一副令眼睛免受尘土滋扰的摩托车护目镜。
我的同伴摇下玻璃窗，问候道：“上午好，朋友。”回答是笑眯眯的一句“会很好的”。
“您要去哪里，哥们儿？”
“往前走，和所有人一样。”他回答道。
“太有道理了。”我的伙伴回应，随后我们看着他向前走去。他的步伐敏捷，仿佛格外享受在风沙中的步行。他时不时把手抬到眼镜那里，摆出帽檐的形状，远眺一下地平线。我们又追上了他。
“您在找什么吗？”他停下来，把护目镜抬起来，在回答之前好好地观察了我们一番。“我在找一把提琴。”
当然可以是把提琴，还有比在草原之上找一把提琴更明智的事吗？如果他回答说他在找一根针，那么我们就会推断他大概是个隐士，不该去打扰，但一把提琴是关于甜蜜或悲伤的一个比喻，于是我们回答他说在近三十公里内我们一把都没看到。
“我不觉得奇怪，但我会找到它的。去找的人就能找到。”他判定了结果，于是我们把车停在路边，加入了他的找寻。
我们在残暴的沙尘中走了两公里，没人说话，大家都听着风的哨音和这个陌生人吹的拿手曲目，从希尔维奥·罗德里格斯的歌到乡村牛仔曲都有，于是我们确信了在这种条件下找到一把提琴是极其困难的。我们看到了羊、凤头麦鸡、更多的羊，还有纠结在一起的船体缝隙填充物，但却没有看到任何与管弦乐器相似的东西。然而那伙计脸上的微笑却丝毫未变，他继续寻找的热情也分毫未减。
“那把提琴，你是什么时候弄丢的，哥们儿？”
“谁说是我丢的？还没有找到怎么能弄丢呢？”他又说出了一句绝对有理的话。
我们继续走着，为了躲避能钻入任何地方的风沙而半闭着眼睛搜寻着，而那小伙子因为戴了护目镜所以没有感到不适。
“您有名字吗？”我的同伴问。
“怎么会没有。我是个和别人一样的基督徒。当然有名字，但他们都叫我塔诺，因为我老爸是意大利人。他是卡拉布里亚人，喂，如果你们不想继续找下去了，可没人逼你们陪我啊。”
去反对一个正在努力完成这样严肃的任务——在南纬四十二度以南寻找一把提琴——的人是不正当的，于是我们继续缓慢地行走。风，沙尘，更多的风。有时我和同伴看看对方，用无言的方式约定好“再走两公里我们就回车里”，但却一直走下去了，直到那家伙突然加快了步伐，令我们也先小跑了几步，随后又大步地跑起来，一直跑到草原中大堆木材垒在一起的地方。那里有围栅栏剩下的木料、干枯的树枝、一段段铁路枕木，一切仿佛都已准备好要燃起一堆巨大的篝火，从木头上的尘土来看，它们已经在那里好一阵了。
塔诺脱掉了夹克，开始把木头分成块。他拂掉了尘土，闻一闻，用指节敲一敲，再把一只耳朵贴过去，最后他分开了一段枕木，极认真地用一把银质小锤敲了敲。随后他摘掉了摩托车护目镜，用因激动而润湿了的双眼拥抱了那块木头。
“咱们找到它啦，小伙子们！我找了几个月，终于找到了！”他兴高采烈地喊叫着，并拥抱了我们，我们相互拥抱来庆祝这一发现。
那块木头大约六十公斤重，我们三个把它抬到了路上。塔诺一点都不考虑他所付出的努力，只顾不停地庆幸自己的好运气。扛着木头，他对我们说其实在这件事上没有半点儿偶然性，因为他知道为了建铁路、建那条巴塔哥尼亚特快线，英国人不光夷平了巴塔哥尼亚安第斯山区的大部分森林，还用了许多从印度运来的木材。精细的木材、名贵的木材，还有用于制造乐器的木材，塔诺肯定这一点。
到了大路上，我的同伴问他想怎么扛那块沉重的木头。
“总会有人、有卡车、有大车经过。我不急。”他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抚摸他的宝贝。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坐我们的车吧。”我主动说。
“太棒了，小伙子们！你们把我们带回家，我请你们吃烤羊肉、听高乔歌谣。”
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后座上的塔诺。他温柔地望着他的木块，唱歌给它听，还为它许下了一个在长手指金发美女手中的甜蜜未来。
在路上开了四个小时后，我们停在了一块写着“距公牛坡五公里”的牌板下。从那里生出的一条小道将我们带到了一座涂成赭红色的木屋前。
“咱们到了。欢迎你们，小伙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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