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问题在哪里
克熙按：这是1957年春天，响应帮助党整风，我在重庆市政协大会上的一个发言，当时，获得全场一再掌声。7天后，5月23日，《重庆日报》全文刊登，后又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反右开始，这成了我的莫大“罪状”。后来，一份党内刊物，作为“反面教材”再次登出时，加上这样的“编者按”：“这是一篇比较隐晦的、用两面派手法伪装起来的文章，表面看，它似乎没有反对党的领导，没有否定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成绩，实际上，却充满了对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的歪曲和挑拨，企图拉拢知识分子，争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不谈知识分子存在的严重缺点，不谈他们的自我改造，相反，歪曲事实，夸大党的缺点，美化知识分子的现状……迎合了知识分子中的落后情绪，企图把他们拉到与党对立的道路。”——这还了得?这岂能不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岂能不撤销一切职务，劳动改造20年?历史终于翻过去了，但认识历史总有利于推动历史。我也就把40年前保存下来的那篇惹祸的文章，原封原样地再现一次，并把那位“编者”的“英明”的按语摘引如上，供历史检验，供群众判断。
几年来，在党的教育下，知识分子得到很好的改造，知识界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从知识界——主要是旧社会成长起来的知识界，他们思想上社会主义因素的逐步增长、旧民主思想的逐步削弱；他们身上集体观点、组织观点的逐步增多，个人意识、自由散漫的逐步削弱；他们的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超阶级思想的逐步受到批判转而对社会主义日益热爱和关怀——从这几个方面，都可看到知识界的带有根本性质的转变，这是一方面，主要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面，知识分子近年来也有些问题，有些苦闷，不少知识分子或多或少觉得有些压抑。苦闷和压抑存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主要在：思想、语言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知识、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友情缺乏，生活枯燥。
思想语言没有得到充分表达
知识分子思想语言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不是说完全没有表达，而是表达得不够充分，经常感到还有不少意见、看法、情感、语言压积在心里。知识分子的意见，有正确的地方，也必然有不正确的地方。领导水平高、胸襟宽，可以兼收并蓄。正确的，虚心采纳；不正确的，耐心批评。也有的领导，把一些和自己不同的意见认为是片面、牢骚，或则迎头一棒，或则扣顶“落后”或“消极”的帽子。更有的，记上一笔，总结、鉴定、运动时来同你算帐。只要“落后”、“消极”的帽子一戴，“德”就成了问题，领导面色不对，群众看法不同，正如费孝通同志文章所谈，那就不仅在精神上会带来烦恼，物质基础也会动摇，对于评薪评级，安排使用，都会“诸有不便”。知识分子是敏感的，很快就会懂得哪些话可说，哪些话不可说；哪些时候可说，哪些时候不可说；哪些场合可说，哪些场合不可说。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不少人把思想真相收敛起来，少谈，不谈，甚至谈假的。说的不一定是想的，正确的不一定是生了根的。说谎，是苦闷；不谈，也是苦闷。一个人，思想活动无时停止，特别是知识分子。有思想，就有语言，压抑在心头，总是痛苦。
形成这种情况三方面要负责
形成这种情况，三方面要负责：知识分子本身觉悟不高，个别领导同志不善于倾听意见和个别处在带有引号的积极状况中的同志的从中作梗。生活中，有这样一种同志，他们很积极、靠拢党，这是好的一面；另一面，他们却常常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地向党反映情况，汇报情况。对上唯唯诺诺，敷衍奉承，对下棍棍棒棒，挑剔打击。只要群众一有不同意见，马上以卫道者自任，不加分辨地一瓢冷水，不是这个落后，就是那个消极，仿佛只有自己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事实是否如此，可以研究。这种搞法，无论如何，在压抑民主、阻塞言路上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群众对他们不满，把他们叫做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天才混合物，对上机会主义，对下教条主义，两者天衣无缝地兼而具之。在精明的领导面前，在民主生活正常和政治气氛健康的地方，没有他们立脚之所；而在有些场合，他们也可能成为宠儿，不仅能够立脚安身，而且可以青云直上。近年来，这些同志的用武之地虽已越来越小，但还远没有根绝。他们并不要多，一个单位或一种场合，只要有上一两个，就足以坏事，足以使党遭到蒙蔽，使党和群众的联系受到削弱。现在，要响应毛主席“放”和“鸣”的号召，要在生活中培养正气，我觉得：首先应该不再让这类同志成为“放”和“鸣”中的障碍。
知识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其次，谈谈知识分子的知识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问题。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有知识，知识分子的知识应该、也希望贡献于国家，国家也因此而看重知识分子。解放以来，知识分子作用有所发挥，为历史上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但发挥还不充分，潜力还可挖掘。政协小组会上好几位工程师说到“使不起力”，这话有代表性。这和国家需要矛盾，自己也很苦恼。商品可以囤积起来，待价而沽，知识闷在心头，只会发霉、生锈、作怪。
是什么使知识分子感到“使不起力”呢?
有工作岗位，而没有相应的工作条件，是一个原因。几年来，党把大量知识分子安排在各种工作岗位上，按理，有岗位，就可做事，其实不然，有了工作岗位，并不等于就有了工作条件。譬如有职无权的问题，是个长期普遍存在的问题，有的单位好些，有的单位差些，有的单位甚至没有这个问题，但问题有一般性。有了这个问题，作用的发挥必然会受到影响。又如有的同志在工作中看不到必要的文件，参加不到必要的会议，拿不到必要的资料，情况不熟悉，处理工作没本钱，这也无法很好发挥他的作用。又如有的单位，对业务外行，民主气氛又不多，正确意见得不到支持，很多决定似是而非，甚至叫人啼笑皆非，这也只好让一些知识分子在一边干着急。
这还是就有适当岗位而言，至于工作岗位不适当，学非所用或用而不当，就更难谈到作用的发挥。学非所用、用而不当的情况，近年经过调整，大有改变，但仍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复杂。同样学工程，有的宜于搞设计，有的宜于搞生产；有的宜于到学校，有的宜于到工厂。逗错了膀子，就不大容易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至于有的人只担得起50斤，一定要拿100斤给他担，有的人能够担100斤，又只给他50斤担。诸如此类的情况，都会影响知识分子力量的贡献。人事部门在这方面工作有缺点，对人，对事——对干部，对业务不熟悉或不很熟悉。至少在我所熟悉的个别机关是如此，坐在办公室，凭档案，凭印象，凭好恶，甚至凭对个别领导是否听话来进行调配安排，焉得不“乱点鸳鸯”!焉得不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对于干部的选拔，政策条件要考虑，统战关系要考虑，“用人唯能，用人唯贤”的标准更应该考虑，因为，我们是在做事，而不是在做官，不能只照顾了政治，照顾了统战，而影响了工作。干部安排不是坐席，有其名就要符其实，没有真才实学最好不要尸位素餐，免得妨碍工作，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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