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科等人（2011）将持久收入假说转化为三个假设，并运用省际面板模型检验了这三个假设。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持久收入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城镇居民消费与暂时收入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为零；就诸省份而言，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他们的研究认为，增加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均可刺激城镇居民消费，增加当期收入是刺激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选择。政策层面应该努力降低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的影响，改善居民收入和消费预期。姜洋、邓翔（2011）的研究发现，当期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预期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断加强，尤其是农村居民的预期收入感受非常显著。因此，提高居民消费的关键在于增加居民当期收入和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尤其是增加农民收入和消费。
陈太明（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省级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具有明显的波动性，但在控制了全国层面城乡的总体消费波动之后，省级城乡居民的异质消费波动性倾向于减弱。为切实提高城乡居民福利，除了通过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增长率之外，还需要进一步对外开放来降低居民消费波动性。陈璋等人（2011）的研究认为，在经济危机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背景下，改善当前结构矛盾的短期政策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减少高端部门资本报酬，增加高、低端部门劳动者报酬，进而扩大消费需求。
不仅以宏观层面数据进行的研究证实了收入对消费的重要作用，一些以特定省份为对象的研究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刘灵芝等人（2011）采用2011年在湖北省抽样调查获得的微观数据，引入不确定性变量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收入不确定性和支出不确定性都会抑制农村居民消费；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支出不确定性的影响；支出不确定性中，教育支出的不确定性相对于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抑制作用更大。研究认为，通过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和降低政策实施过程的不确定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相关因素对居民福利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林文芳（2011）利用福建省县域居民消费样本调查数据，基于空间相关性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对中国县域居民消费结构与收入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可支配（纯）收入对居民的各类消费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对八类消费的作用强度不同，旨在提高居民收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够促进消费需求，针对不同边际消费倾向的政策可以更有效地引导居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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