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象征符号与技术载体
20世纪60年代以后，结构人类学在人类学谱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列维-斯特劳斯以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为研究模式，以南美和其他地区的神话以及负载神话寓意的物质文化为研究对象，探求人类普遍相同的、无意识的、深层次的心智结构。《神话学》四卷本以物质文化为其描述对象，分析物质文化所蕴含的二元对立结构，如生与熟、自然与文化、世俗与神圣。他认为物质文化符号个体并不具有意义，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远远要重要于个体本身，真实有意义的唯有关系，没有个体和事物。列维施特劳斯关于深层次的结构研究对于后来的象征人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象征人类学是以研究文化符号及其意义为主要内容的。作为象征符号的物的意义要在具体的仪式情境和过程中动态地来理解。以格尔兹（Geertz Clifford）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对物质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物质文化所隐含的“意义体系”，而维克多·特纳（Victor Witter Turner）认为象征之物最重要的本质就在于可以代表多元意义和动态的特征，从而促进了对事物的多义性与现实的多侧面性的了解。随着象征人类学的发展，在人类学关于物的民族志研究中，物自身构成被分为“能指”（signifier）——物的构成——和“所指”（signified）——概念和意义——两部分。物的“所指”需要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和事件过程，给予不同的表述。
埃德蒙·利奇把列维施特劳斯理性主义的无意识结构和经验主义的社会结构综合起来，对象征体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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