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与现代美国诉讼社会相比，正好成为根本对立的典型。例如，一位专门研究欧洲法制史的美国学者曾经指出：中国在帝政时期不存在为解决民事纠纷而设立的法庭。迄今为止，欧美的多数研究者可能都认为，在传统中国，作为维持社会运行的机制，相对于法或权利而言，更为优先的是服从于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礼制或谦让。或者说，一般认为，人们在将纠纷诉诸法院之前，通常可以通过亲属关系的纽带或村落共同体在内部加以解决。这种情况是所谓专制统治体制所特有的，与民主社会相反的现象。为了实行专制统治，统治者希望民众服从于儒家伦理，尽可能少提起诉讼，为了追求这一目标，可能会竭力阻止民众将纠纷提上法庭。或者说，在中国只有与专制统治密切相关的刑事法庭受到高度重视，但与此相反，民事法庭则很不发达。
然而，这种想法其实完全是一种误解，不过只看到了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方面。本文将通过以下事实证明这一点。
首先，“健讼”或“好讼”这些用语，在中国上千年以来的文献中随处可见。“健讼”的“健”是强健的健，也就是顽强地进行诉讼或诉讼兴盛之意，“好讼”则是指热衷于诉讼，正是Letigious之意。而从宋代，即十世纪、十一世纪前后开始，这些用语在史料中的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
其次，有关权利意识的问题。在前近代的中国，确实不存在权利意识这一用语或概念，但却存在着一种可与权利意识相互替代的“情理意识”。所谓“情理意识”，是一种人情与道理相结合的社会意识，或者说是基于人情的道理意识。在美国，权利意识是指人们在主张自己的正当性时，通常会以法律为依据：与此相对，中国的情理意识既有与法律相一致的情况，也不乏与法律相背离的场合。至少，在本文所探讨的汉代以后，根据这种情理意识主张自己的正当性而提起诉讼，完全是理所当然之举。史料表明，针对这种情况，统治者并非总是极力通过专制统治和国家权力加以遏制：而且，根据情理意识引起的纠纷，有时并不能在亲属间或村落等小范围内得到妥善解决。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