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称汉王二年,下诏日:“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史记·封禅书》)按:下此诏当其年六月事。《高祖本纪》记六月事,“于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可为证。定天下之後,刘邦诏御史,令祝官,亲自过问祭祀之事,甚至就立祠作出具体指示。事实表明:刘邦“甚重祠而敬祭”,其言不诬。但高祖刘邦在位时期多承秦制立祠,很少亲自主持祀典,其所立所行,後嗣并未奉为定制,亦为事实。
据《汉书·郊祀志下》,到成帝时,“长安厨官县官给祠,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应礼及疑无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馀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或复重”。就雍地而言,“旧祠二百三所①,唯山川诸星十五所为应礼云”:“哀帝即位,寝疾,博徵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侍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馀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这七百馀所,比成帝时候的六百八十三所,自是有增无减。一年之内要祭祀三万七千次,平均每天超过一百次,这样高的频率,比之“率民以事神”的殷人,恐怕也在伯仲之间了。西汉统治者对鬼祗神灵的虔诚是无可怀疑的,然而劳民伤财的残酷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所行祭祀多不应礼,未免有凄神之弊。上行下效,周礼禁止的出门之祭到西汉反而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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