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中国地区间能源效率差异的形成原因进行了研究。从宏观层面来看,地区间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资源禀赋结构、技术水平差异都是导致能效差异的原因(史丹等,2003;一韩智勇等,2004;蒋金荷,2004;周鸿、林凌,2005;魏楚、沈满洪,2009);从微观层面来看,能源价格改革滞后,使得社会未形成提高能效的内在动力(温桂芳,2009;史丹,2011);从市场化角度来看,市场分割导致技术外溢效应不能发挥到最大化(师博等,2008)。这些研究虽然能够解释地区差异,但大都缺乏对差异形成机制的深入探讨,更很少涉及落后地区节能潜力的挖掘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最近已有学者从经济增长视角来探讨地区间能源效率差异的形成机制,认为经济发展机制是中国能源利用效率差异的关键性确定因素,正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俱乐部收敛导致了地区能源效率出现一部分地区能源效率趋向于高水平均衡,另一部分地区趋向于低水平均衡的俱乐部收敛现象(史丹、吴利学等,2008)。因此,只有加快体制转轨、转变发展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落后地区能源效率,有效地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理论研究固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地区间能源效率差异,但是,能否真正释放各地区节能潜力,还必须回归现实。根据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能源消费强度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规律,不同地区在不同阶段能源效率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如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能源效率的确存在阶段性特征,那么在挖掘各地节能潜力时,必须要考虑这个背景。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如果某个地区能源效率正好处在下降阶段,那么这个地区可能缺乏节能的内在动力,虽然在理论上会存在较大的节能潜力,但是难以挖掘,实际节能潜力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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