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两国现代化进程和融入国际社会的时间不同，两国两军的国际化程度不同，更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两国防务人员在参与防务交流和安保合作时的个人表现与观念认知的不同。
日本已经高度国际化，更确切地说，已经高度地“西方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起步了31年，中国还处于国际化远远没有完成的成长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活跃的、全方位、宽领域的军事外交，也只不过10年。传统中国对外军事交往的“第三世界导向”要转变成和日本、美国这样的“西方世界”的主导者进行交往，无论从人才准备、语言技巧、经验积累，还是从思想观念等各方面来说，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磨合与更新的过程。而日本的防卫官员是美日两国军事力量一体化进程中培养出来的，面对中国军方防务交流人员这样的“新手”，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在参与中日安保合作项目与防务交流10年内，笔者看到了太多这样的“细节”产生的差异，甚至错觉。中日两国的防务交流与安保合作，是两个国家在国际参与程度和军事文化上几乎完全不同的两个防务部门之间的交流。对于这样的差异，两国必须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第四，由于依然还存在的钓鱼岛领土争议、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东海油气田开发、历史问题以及国民情感等因素，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依然脆弱。2010年9月发生的钓鱼岛海域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艇之间的“碰撞事件”引发了两国关系的新动荡。如何避免出现类似的冲突，如何防止中日双方在钓鱼岛等争执海域的主权冲突造成不必要的军事对抗，中日两国防务部门的交流与合作不仅任重道远，更是担负着从战略层面稳定中日关系的历史性责任。钓鱼岛中国渔船扣押事件显示了中日建立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联系到2010年4月中国舰队通过日本宫古海峡所引起的日本国内的喧哗和不安，两国军队如何建立舰队使用国际水域时的通报制度，也成为中日增进互信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事实上都为两国的防务交流指明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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