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来说(比如,投票选举),这个概括性观点可能还是正确的。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对人口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人来说,社会地位跟文化风格的关系已不复存在。尤其是以像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这样的粗略分类为.出发点来考虑时。谁会服毒,纵欲和换妻,公开同性恋身份,将猥亵作为政治风格,或享受“偶发艺术”(happenings)和地下电影这些问题,已经不再那么容易和社会学话语中的“标准变异”联系起来。年龄和教育可能是更为合适的区分标准;但是,因为大众高等教育的普及,甚至教育本身也不再那么容易成为行为的预测标准了。人们会发现,上等中产阶级的孩子欢天喜地地拥抱“自由”——这自由被他们认为是属于工人阶级、黑人或底层阶级的生活方式,而其他孩子则不这么想。目前,培养儿童的方法中有种明显的齐平趋势,而以前,培养儿童的不同模式是表明不同阶级风格的主要标记。
就像在经济领域中,被经济学家称为可支配收入(满足基本需求之外的收入)的增长,可以让个人通过选择购买许多不同物件来表明不同的消费风格(游泳池、游船、旅行)一样,高等教育的普及和一种宽容的社会氛围的普及,也扩大了可随意行动的社会行为的范围。个人经历和成长过程——性格属性,或身体类型,跟父母的积极或消极关系,跟同辈的关系——中那些更为特殊的方面,变得越来越比形成个人生活风格的既定社会属性更重要。因为传统社会阶级结构已经瓦解,越来越多的个人想通过他们的文化口味和生活风格,而不是职业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来获得彼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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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R斯廷普森,罗格斯大学教授
丹尼尔·贝尔已成为我们的先知。他从不夸夸其谈。他将当代历史与新词汇迭出
的社会学相互融合,一语道破天机我们的躁动情绪与我们亲手打造的不计后果的文化密不可分。
——罗格·沙图克,文学与批评家联合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