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社论以事物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个一般法则为由，宣传可以任意人为地打破平衡，搞不平衡，从而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事物也就前进了一步”。社论要求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也就敢于跃进了。这就彻底否定和违背了国民经济必须在综合平衡中发展的客观规律，背离了党的“八大”规定的经济工作方针。以一种不平衡发展观取代了原有的综合平衡发展观。
“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是一个正确的哲学命题，但是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不加分析地运用这个规律并把它绝对化，则是不妥当的。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中再次强调积极平衡，其用意是不要用消极平衡的办法束缚群众的手脚和前进的步伐.然而毛泽东却把它强调得过分了，进而否定了综合平衡这一实现有计划按比例的主要方法，成为一个为“大跃进”服务的论点，它为任意加速度，提高生产指标，不按计划办事提供了依据。结果，在“大跃进”中，完全不讲平衡，只是拼命往上提指标，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一五”计划大部分指标的超额完成，使党的领导人滋长了骄傲情绪，忽视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决心用民主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行之有效的“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经济建设，其实质是农业用劳动力大动员和工业用资本物质的大量投入的战略来促使经济的发展。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的一篇《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社论指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搞特搞群众运动，是我们一切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党领导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毛泽东同志说：‘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儿大。’现在，六亿人民干劲儿冲天，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切实有效地把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儿和昂扬的斗志组织起来，就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地前进。”社论还指出，必须打倒所谓“正规化”的思想，用革命的领导方法取而代之，来一个“彻底的革命”，“没有这种革命的领导方法，不敢向‘正规化’挑战，就没有群众运动，就没有高速度”。①
把在战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也说明我们党对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不同于革命斗争，而是具有自身特殊规律的事物还缺乏深入的理解。发展生产力是以解放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为中心，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解决这一矛盾，往往忽略客观对象的特殊规定性，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
（三）冒进的实践带来的沉痛教训
由于过激的战略思想的指导，由于急于求成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终于采取了冒进的发展战略。“一五”计划完成后，本来是要在继承“一五”的经验和继续“一五”的战略的基础上制定第二个互年计划，这是切实可行的。但是，随即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特别是以钢的产量为主要指标，发展到“以钢为纲”；1958年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改变了原定的稳步发展战略，实际上采取了另一种急于求成的冒进战略。党中央在提出总路线和“大跃进”运动之前，曾努力探求一条高速度和高效益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多次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发展成为“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总路线和“大跃进”较集中地反映了这种高速、高效地发展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党中央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我们共产主义者在进行一切事业的时候应有的革命态度。用这种态度去进行建设，就会极大地提高建设发展的速度。总路线和“大跃进”的提出，催生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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