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最好的教育
　　一、影响一生的少年教育
　　1917年后的北大，得蔡元培先生气度恢弘之治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广罗天下人才。一时之间，精英荟萃，群星璀璨，短短几年时间之内，就开创了中华民族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最为伟大的文化创造时代。这些我们后人仰之弥高的大师先贤，概括起来说，无非两类人：一类是留学欧美、日本的海归，比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派人物；另一类则是国学根基深厚的老派人物，比如林纾、辜鸿铭等。这些人有的刚到北大时宝剑藏锋，平平无奇，实则学贯中西，不久即在时代的召唤下光芒万丈；有的则早已是盛名远播，堪为某个领域的一代宗师。
　　而梁漱溟1917年初到北大任教时，年仅二十四岁，更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既非海归学子、胸罗万有；虽则后来他以国学大师名世，但二十四岁之前，他也并非天纵之才、国学宏博。恰恰相反，梁漱溟多次说自己是一个很笨的人，而且，居然没有读过那一代人都读过的私塾。他七岁入福建人陈荣办的中西小学堂，学的是中英双语，中文的教材不是四书五经，而是白话版的《地球韵言》，内容顾名思义即可了然。八岁因闹义和团，英文不能学了。九岁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十岁改入蒙养学堂，十二三岁时，在家里读书，教书先生叫刘讷，十三岁下半年到十四岁上半年，进江苏小学堂。这是梁漱溟的全部小学经历，这些小学都是当时的新式学校，老师都是有新思想的人，所以梁漱溟虽然终身为儒学鼓与呼，实则他在求学阶段根本就没有读过那代人从小就必读的四书五经。加之整个小学又读得断断续续，可以说既不可能受到基本的西方学术训练，也不可能打下坚实的国学根底。
　　此后是五年半的中学生活，进的学校是顺天中学堂，从顺天中学堂毕业后，他就直接走入了社会，并没有想过读大学或出国。后来有人因为梁漱溟以中学学历而入北大教书之神奇便以常人思维想当然地编了一个励志性的故事，说梁漱溟中学毕业后报考北大落榜因而大受刺激发奋图强一定要进北大教书，最终凭借自己的自习完成了心愿。结果被梁漱溟毫不领情地否认了。
　　考诸梁漱溟的最高学历，不过类似于当今的一介高中毕业生，他之能到北大任教，完全得益于他此前写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得蒙蔡元培肯定——多年后，梁漱溟自认这是一篇不好的习作。然而，梁漱溟在蔡元培和陈独秀的支持下，走上了北大的讲台，他这一教就是七年，在这七年内，他创作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一时之间，成为闻名全国的学术明星，相比北大的那些教授硕师毫不愧色。梁漱溟的这段经历，在当时看来，其实平平无奇，因为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一切均有可能。蔡元培、陈独秀力邀梁漱溟是磊落诚恳、自自然然，梁漱溟接受虽先有所虑也并不见诚惶诚恐，至于当时的北大学子则是见怪不怪，而在被科层制和文凭学历彻底驯化的我等后人眼中，却不能不说是匪夷所思的传奇，再加上梁漱溟本人多次撰文演讲提到自己是自学成才，越发为这段经历增添了神异色彩。
　　然而，我得说，梁漱溟能到北大教书，此后又能借助这个平台自我成全，成为一代宗师，实则得益于他曾经所享有的比他同时代任何人都可以说是更为理想的教育——培养自学能力的教育。他一生的学术、思想、人生践履，无不深深扎根于这培养自学能力的理想教育之中。
　　首先，梁漱溟有一个伟大的父亲。“遂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父亲。”梁漱溟回忆他的父亲时说：“吾父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作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作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与母亲一样天生的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炼于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较能干许多。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因其非天资高明底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免忽视学问。前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一副心肝。——我最初的思想和作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显然，在梁漱溟眼中，他的父亲梁济并不是一个天赋极好的人，甚至可以说才思匮乏。他认为他父亲给他的主要是人格示范式的教育。他后来多次检讨自己思想中的实用主义或说事功倾向，都将之归为他父亲的不良影响。实际上，梁济给予梁漱溟的教育当然远不止于人格示范，至于所谓实用主义不良倾向的影响云云，其实更有生在此山中的迷误嫌疑，考诸梁漱溟的一生，应当作辩证的分析，后文将专此讨论，此不多言。
　　梁济给予梁漱溟以最珍贵最稀罕的人生大礼是自由和平等。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底。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底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
　　“十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看京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务，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他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体。例如：正当出汗之时，不要脱衣服；待汗稍止，气稍定再脱去。不要坐在当风地方，如窗口门口过道等处。太热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喝，太燥太腻的食物不可多吃。光线不足，不要看书。诸如此类之嘱告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随地不放松。”
　　“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底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见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来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写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
　　从这些回忆可以看出梁济虽非教育家却深通教育之道，他一方面对孩子的日常生活习惯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在情感、心志与思想教育上却顺其自然，以讲故事、设置生活情境及平等交流的方式让孩子自我领悟。他给了孩子以自我教育、自由成长的最大空间。据梁漱溟回忆，在他的少年时代，父子二人经常交流对社会时事、国家前途的看法。开始的时候，两人意见完全一致，父亲称儿子为“肖吾”，后来儿子和父亲意见相左了，两人则经常争执得几乎面红耳赤，声闻老远。以致在梁济投水自杀后，梁漱溟在《思亲记》中痛悔自己当时的“词气暴慢……悖逆无人子礼”。
　　即使是像结婚娶妻这样的大事，梁济也不愿勉强自己的儿子，虽则他内心极其痛苦。梁漱溟十九岁的时候，不愿娶妻却发愿出家信佛，他母亲重病不起，行将魂归天国，“开喻叮咛，情词切切”，而梁漱溟居然依旧不改初衷，甚至连安慰权宜性的承诺都不愿给他的母亲，而梁济竟然也只是一旁独坐无语，只是第二天以书示之：“汝母昨日之教，以哀语私情，堕吾儿远志；失于柔纤委靡，大非吾意。汝既不愿有室，且从后议。不娶殆非宜，迟早所不必拘耳。”然而，梁济这种视孩子人格与自己绝对平等的教育和交流方式，却正是梁漱溟思想与人格早成的根本原因。他在与父亲平等相处尊重相交自由往还中，早早就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人格自信与思想自尊，梁漱溟说他十三四岁时就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价值观和独立的思想意识，其实是其来有自的。
　　当然，给孩子以绝大的自由空间，很多时候，会导致放任，但是梁济却以自己的身教做到了良好的人格示范，做到了使儿子在自由的成长中始终能以人生向上为旨归，不致走向邪路。梁济为人急公好义，济危扶困，有始有终，一生曾为好几家亲戚朋友抚孤养寡。他这么做时并非只是给予经济援助，而是将对方全家接到自己家中，为之筹措生活与教育资金，且安排好孩子的整个学习之路。后来的国民党元老张耀曾诸兄妹即是在丧父之后为梁济抚养就学。另一位给梁漱溟极大人格示范的父执彭翼仲先生办报时缺少资金，梁济则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把全部家当都给了后者。梁济一生好为他人着想，这在他临死之前的行为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梁济久蓄死志，临死之前，特意去还了一家债款，送了一家生日祝寿礼金，买了画册送给侄孙女梁培肃。梁济更是一个忧虑国事，关心民生的人，他讨厌那种只知经营自己人生的自了汉，切切叮嘱孩子们要有担当意识，他的身上彰显着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道统，而他所生活的时代却国势日衰，文化沦落，道统凌迟，梁济内心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他寄望于那些大人先生，但大人先生们总是清谈误国，并无实际的事功能力，这是他讨厌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倾向于能经纶事务的实用理性的根本原因。他本人也力求以微薄之力效匹夫天下之志。他时常和孩子们谈论家国时势，致书失意名臣孙毓汶，多次拜访梁启超，都有不能自已的衷肠。至于他亲身编写剧本，访问通人研究世界大势，随以所闻札记之，关注维新立宪，支持彭翼仲办报，切切只为唤醒民智，真可谓饥溺恻怛，精诚志苦，梁漱溟说他“抑郁孤怀，一世不得同心，无可诉语者”。也正是因此，他的自杀，可谓这种忧患意识的极致体现。表面虽为殉清，实为殉一种曾经辉煌的道统，是献给一种伟大气节的祭礼。“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他遗书上对“国性”的呼唤显然并非为满清招魂，梁漱溟后来发愿为孔子说法开喻，就其从小不得习诵四书五经而久炙开化思潮看似不可思议，实则深深扎根于梁济为之焦灼终身的时代痛感与慷慨赴死的深切呼唤之中。
　　尽管梁济对梁漱溟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放任不管，但其高风古节为梁漱溟日常熏染，不仅在一个人最易感染恶习恶性的少年时代使梁漱溟自然断绝了邪气魔性，而且自自然然地接受了人生自当向上的观念，做人落实于个体自身，要道德自律无愧于心，落实于社会族类要怀抱远大切忌自了混世，做事要深思熟虑绝不怯于行动。梁漱溟的一生正是如此不断人生向上的。所谓最重要的教育即是家教，即是做人的教育，于此可见一斑。而梁漱溟后来对教育的理解使他断然在声名如日中天时自动离开北大到山东去办学及至搞乡村建设运动，又把他一生的事业乡村建设定位于教育运动，其乡建教育的宗旨落归于“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试图于行动交往之中改变“国性”当从少年时就埋下了种子。那是瓜熟蒂落的行为，有着深刻的人生因缘与心理轨迹，尽管在他人看来多不可理解。而梁济死前和梁漱溟的对话更像是一种责任的交接。梁济说，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说，能好就好啊！这一问一答，冥冥之中自有人生玄机，他是父亲对儿子的期待，也是儿子对父亲的承诺，在此期待与承诺之间，则是建基于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之上的梁漱溟辉煌人生的开展，谁说不是呢？
　　考诸梁济对梁漱溟的教育，无不如春风濡染，水到渠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梁漱溟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人格上的，即使是梁漱溟一生的功业，丰富的创见，都可以从他父亲这里找到遥远的线索。一个人格伟大的人对一个大师的培养就是这样既不着痕迹，又自然而然，令人信服。
　　说到家教，还不能不说彭翼仲先生。梁漱溟曾经专门为彭翼仲作传，其间虽多谈其所办报纸在晚清末造的开启民智之功和对自己的深远启蒙，并无一字提到其对自己的直接影响和教育，但在其《自学小史》中梁漱溟却将彭翼仲列入了他少年时代的成长环境，可见彭翼仲其人其事对他的深刻影响。
　　之所以把彭翼仲这个外人对梁漱溟的影响称为家教，盖因彭是梁济的结拜兄弟，后又结为儿女亲家，两人肝胆相照，风雨同行，患难与共三十多年，他的人格事功实际上也为梁漱溟日常濡染。梁漱溟曾经多次提起这位父执，即使事隔多年他对彭翼仲的行迹仍能娓娓而谈如数家珍，更多次赞叹彭翼仲，说他“为人富于感情而体壮气豪，称得起血性男子。在遭际到帝国主义侵凌，我民族陷于颓败和危难并直接地给他以刺激时，他不能不动心，不能不用思想，从而就不能再安于其累代相沿的仕宦生活。故尔一度很短的尝试入仕途之后立即放弃，而卒归走上他自己辟创的这条道路”，更指出“别人仍然不免在仕途中或旧社会各种生涯中混来混去，自为身家之谋者多，而他却不是。他敢想就敢作，勇于实践，不怕牺牲。似乎不妨说：他虽无革命意识，却有革命精神吧”。所以，也许彭翼仲并无一言半语刻意教育引导过他的这个子侄辈，但他的人格气场恐怕早已如水银泻地化为了少年梁漱溟的骨血。
　　彭翼仲1902年首创了北京第一家民间日报《启蒙画报》，后又办《中华报》、《京话日报》，为办报纸，他倾家荡产欠债千万，且屡受摧残，身被重罪，但从来痴心不改，九死不悔。彭翼仲办报目的在开启民智、影响社会，倡导维新爱国。事实上，他的确达到了这个目的，梁漱溟说报纸“一九○二年开创后不到两三年，在北京便声动宫廷，西太后亦要看看这报纸；在北方则东至吉林、黑龙江，西至陕西、甘肃，都在传播。到它报纸被封前夕——一九○六年下半年正是其发展的最高峰，而这一发展亦就戛然而止了”。
　　彭翼仲对梁漱溟的无形影响我以为有几个方面：
　　其一是不畏艰难百折不回的人生气概。经济困难于那个不开化甚至憎恨洋人的时代固然在情理之中，从彭翼仲自述其经历中当可见他举意办报时何其窘迫：“《启蒙画报》开办未半年，赔垫约千金。弟有急需……设法筹还后独力支撑，备尝艰苦。售去永光寺街房产，典质衣物，勉强度岁。……至甲辰七月创办《京话日报》……是年仍有赔累。岁除之夕，避债无台。家有钻石表，先君一生仅留此物。……拟以此为质暂押数百金，向吴幼筹商，得其慨允。而此物又不在己手，取之极难。不得已函乞吴君凭空暂假二百金。一面遣人送信，一面即作殉报之准备。倘吴不应，决计一死。盖有所激而然也。用裁纸刀刻字壁间云‘子子孙孙，莫忘今夕’。吴君交原人带回二百金。此二百金之关系与庚子年洋兵之枪弹同一生死关头，而性质不同矣。一仇一恩，皆终身不忘之纪念也。”此段自述中那种走投无路的困厄固然昭然若揭，而其间毁家纾难的豪情与气概则更让人扼腕长叹。更大的困难则是来自社会与权力大能者。彭翼仲办报要求稿件“笔锋总带感情，语气上总有抑扬”，“其好恶之心太强，衷怀所感，恒不觉形于笔墨”，自然结交了许多同志好友，但也有更多的结怨。而这结怨便不免给报纸带来灭顶之灾。最大的灾厄就是因为报道革命党人吴道明、范履祥被政府秘密处死而得罪了袁世凯，最终导致报馆被查封，他本人也被判刑流放新疆十多年。不料彭翼仲从新疆回来后竟然不改初衷继续办报，真真铁石心肠。
　　其二是不惧权势沉着应对的大将风度和超凡定力。梁漱溟讲过他这位父执的一件事情，很可见其沉着冷静的行事风格：有一天彭先生在东交民巷口遇见德兵赶车运货回营，嫌其前面的一个中国人力车迟滞，连连举鞭痛打那车夫和车上一老者。彭先生愤其凶暴，特尾随到德国兵营，就其门岗对一对表，知是午后二时又十分钟。次日将其事在报上登出，痛论德兵无礼，警告德使非惩罚那个兵不可。德使这次还算未作过分无理要求，只说要彭先生亲去辨认那打人的德兵。外务部当然更是要彭先生自了其事。彭先生就在报上作答复说，自己当时尾随在后面，未能看见那个兵的面貌。但可指出是两个德兵的右边一个，而且出事的时间地点既然都言之明确了，谅德兵营的官长应不难据以查出其人来。后来德兵营居然认真查追，惩戒了那个兵。在那样一个洋人在我国土耀武扬威的时代，这自然是大快人心的事情，然若非彭翼仲之义无反顾且理节兼具的应对，安能如此。彭翼仲虽出身官宦世家，但绝不清谈炫世，而是勤于且精于事功，这一定给梁漱溟形成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事实上，彭翼仲办报绝非仅仅耽于言论效果，而是有全面的考虑，能充分利用报纸调动起国人的向上心和报国志，直接组织社会运动，引导人们的行动。梁漱溟对他一生印象至深的国民捐运动有详细记载：
　　有一位热心的读者王子贞先生（基督教友，开设尚友照相馆），自己出资成立了“尚友讲报处”，专替《京话日报》做宣传。他在一次演讲中偶然提到庚子赔款四点五亿银两，莫如由全国四亿同胞一次凑齐还清的话。这话原是报上曾有过的话，他就写成一篇讲词，请彭先生阅正修改，随即作为彭、王二人合稿登出来。不想马上有太医院院判张仲元投函说自己首先捐银二百两，促请速订章程办法，早见实行。接连投函者纷纷而来，有个人，亦有集体（如消防队全体官兵），不出五天时间，累积认捐数字便达七百多两。于是一篇篇议论就这样行动具体化起来。那篇讲稿大意说：庚子赔款言明四点五亿两，分年偿付，要到光绪六十几年上才得还完，连利息一起便是九亿两。这是中国人的沉重负担。现在东亦加捐，西亦加捐，要皆为此。为了抽捐，设局所，派员役，薪水工饭开支而外，还不免若干中饱，末后民间所出的恐怕一百亿两不止。民间负担不了，难免抗捐。官说“土匪抗捐”，民说“官逼民反”。前途痛苦，不堪设想。何如全国四亿人齐心合力，赶快一次自动地凑出来，救国救民即以自救。——这样就叫它为“国民捐”。
　　始而报上辟出一些篇幅，标题“国民义务”四字，每天专登各方认捐的衔名、姓名或集体（仍注明各个人名）和捐款。由于认捐一天踊跃一天，所占篇幅愈来愈大，势非另想办法不可。到四二六号报上（距其开始不过五十天）即宣布其暂停，将其另印出一附张，随报附送。此后除有关国民捐的特殊提倡消息在新闻栏登出外，报上即不再见认捐人名和数字。从后来新闻中知道一些贫苦人愿捐的感人事迹，而达官贵人自捐和出面提倡的倒亦很多。例如：以庆亲王为首的五位军机大臣就都捐了；管理内务府大臣世续下堂谕于内务府三旗来提倡；学部尚书荣庆独捐一万两；吉林将军自捐一万两，还募集了四万多元；广东岑制台、河南陈抚台皆各捐一万两。北京的佛教八大寺庙出头号召全体僧徒开会认捐，而直隶（今河北省）同乡京官全体则集合在松筠庵会商认捐及向全省劝捐事宜。如此之类，不必悉数。意想不到的是涿州在监囚犯亦有三十一人投函认捐，而远远的南洋群岛华侨亦闻风响应。举此二例，其如何澈上澈下和由近及远，均可想象，不烦多说了。
　　捐款总经收处设在户部银行（户部即当时的财政部，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户部银行对于收款即行生息，声明如国家将来不提用，便本息一并发还。计为期约整一年而彭先生被罪，这运动就自然停止，随后由银行出来宣布发还捐款。
　　于此可见，彭翼仲有着多么伟大的济世情怀和实践这伟大情怀的行动能力。在梁漱溟看来，彭翼仲并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但他所思虽浅，却也响应了时代的呼唤，坚定不移地走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先驱者行列，其情其行正是梁漱溟一生努力践行的。梁漱溟在谈及自学的根本时有这样一段话可以概括他父亲和彭翼仲给他的影响：“一面是从父亲和彭公他们的人格感召，使我幼稚底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生活。更一面是从那维新前进底空气中，自具一种迈越世俗的见识主张，使我意识到世俗之人虽不必是坏人，但缺乏眼光见识，那就是不行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他在自己一生的救国实践中，应当会时时想起自己这位当年的父执，从中吸取力量吧。
　　应当说，彭翼仲先生的平生行迹一定更加坚定了梁漱溟年轻时代人生向上的信念，也激发了他男儿不可空谈而当解决实际问题虽九死其犹不悔的情操。
　　二、走出独特的人生
　　梁漱溟多次说自己没有什么学问，更不承认自己是学者和哲学家，他说：“我本来无学问，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梁漱溟并非自谦，他一生的建树实则就来自他基于对人生和社会的感应而不断萌发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而问题正是思想与行动之本。梁漱溟极其自由平等的家教早早就使他建立了独立的人格意识，而人生向上的信念则是这独立人格的内核，人生向上既包含了个体的生死忧患，也包含了社会的兴衰关怀，这一切正是问题意识萌生解决意识随之而来的基本保证。但是少年的心智毕竟是幼稚清浅的，若没有外界正当正大的刺激，这向上之心实易流于空洞肤浅而沦为平庸，想要形成一己的思想是不可能的。而且像梁漱溟这样从小学时就因为特殊的家教而能独立自学的人，若没有丰富正大的读物，那将是致命的匮乏。当然，梁漱溟的幸运在于，他从上小学开始，就始终有着成人之美的读物伴随始终。
　　梁漱溟识字用的课本是《三字经》，他的同时代人在读完《三字经》之后，接着就要读四书五经了，但梁漱溟读完《三字经》后，即读《地球韵言》，并没有读四书五经，这是他父亲梁济的意思。这种破例，源于梁济心切国难，志在维新，他在光绪十年四月六日的日记中论读书次第缓急时说道：“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人讥讪也。”可以说，从梁漱溟读书识字之始，他父亲的中国问题意识就已经和他如影随形了。《地球韵言》是四字一句的韵文，既便于儿童上口成诵，又略说世界大势，正是开阔眼界，滋养心胸的好教材。当然，梁漱溟和一切儿童一样并不满足于课堂教材，他把主要时间用于阅读、思考自己喜欢的读物，要知道，他是彻底自由的。他最初也是终身感激的课外读物正是彭翼仲先生所办的《启蒙画报》。“这份报纸是给十岁上下儿童看的”，梁漱溟在《自学小史》中说，“内容主要是科学常识；其次是历史掌故、名人轶事，再则如‘伊索寓言’一类的东西亦有；却少有今所谓‘童话’者。例如天文、地理、博物、格致（‘格物致知’之省文，当时用为物理化学之总名称）、算学等各门都有。全是白话文，全有图画（木板雕刻无彩色）。而且每每将科学撰成小故事来说明。讲到天象，或以小儿不明白，问他的父母，父母如何解答来讲。讲到蚂蚁社会，或用两兄弟在草地上玩耍所见来讲。算学题以一个人作买卖来讲。诸如此类，儿童极其爱看。历史如讲太平天国，讲‘平定’新疆等等。就是前二年底庚子变乱，亦作为历史，剖讲甚详。名人轶事如司马光、范仲淹很多古人的事，以至外国如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俾斯麦、西乡隆盛等等都有。那便是长篇连载的故事了。图画为永清刘炳堂（用烺）所绘。刘先生极有绘画天才，而不是旧日文人所讲究之一派。没有学过西洋画，而他自得西画写实之妙。所画西洋人尤为神肖，无须多笔细描而形相逼真。计出版首尾共有两年之久。我从那里面不但得了许多常识，并且启发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响我到后来。我觉得近若干年所出儿童画报，都远不及它。”这本切合儿童的读物和《京话日报》在梁漱溟十岁时几乎让他“成瘾”。有如此美妙读物相伴，非但无人干预，还时有父亲的交流，到十三四岁时梁漱溟已经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思想和价值观，自然也就一点都不稀奇了。
　　进入中学后，梁漱溟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考更为深切。这当然是一种高尚的情操，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样高贵的情操，惜乎大部分人都早早流失了，而梁漱溟却葆有这高贵的情操一辈子，这自然是因为他人格早成，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早已经成为他的全部生命所寄。中学时代，是一个人高贵情操最突出的时候，但也是最易受到世俗社会的打击而迅速消散的时候。幸运的是，此时的梁漱溟有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这代人相伴。好像有上天看顾，此时为解决他之问题提供丰富的知识资料与思想资源的读物自然而然换成了《新民丛报》、《国风报》、《民主报》、《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申报》、《新闻报》、《时报》等等。据梁漱溟说，他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之《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还有梁任公同时编的《新小说》全年一巨册。这些报纸杂志既有立宪党人办的，也有革命党人办的，还有保皇党人办的，充满了观念的交锋与价值的碰撞，那个时代最顶尖的头脑与心灵都跳跃于其中。梁漱溟同时拥有这些读物，并精心研读，收获最大的不只是思想，更重要的应当是他由此感应到了无数人在为时代所造成的人生与社会问题而全力以赴殚精竭虑，这里蕴含着正大的情感与悲悯的怀抱，可能越发坚定了他要解决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的信念。另外，思维能力的培养也应当重于思想的收获。这些报刊杂志的相互驳难为他后来研究学术既提供了正当正大地从正反两方面辩驳中深入问题核心把握问题本质的罕见能力，更培养了他在研究问题时理性恢弘从容不迫的心态与气度。梁漱溟后来说他做学问总是先看别人怎么说，然后再自己辩驳，如此辩驳来去，自己的观点就越来越周全，思想越来越深入。当然，能够尊重别人的意见，然后理性地驳辩，这又因为梁漱溟总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
　　当然知识资源的储备也不可小瞧。梁漱溟关于宪政的知识就来自这些报纸杂志，而他后来研究儒学，既从这些报纸杂志上储备了一定的知识，又以此为线索，寻找到了更多的资源，善于自学的人深知一篇文章总是通向无数篇文章，一本书总是通向一座图书馆。至于他年轻时候转而信佛且自修佛学也是因为从这里看了大量佛学文章，尤其是章太炎先生的佛学宏论。这些报纸杂志是梁漱溟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原点，其间的人情世态也深深卷入了他的人生。他们为他提供了问题，也安排了解决问题的工具，而他又是有心人，从不苟且，于是，他一生都将走在这些问题之中，走出自己的独异人生。
　　从梁漱溟中学时代的读物来看，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幸运，在他这样的年龄，就被引向了社会，深深感受也深深思考了社会与人生，他注定了不可能做一个自了汉，他后来敢于说“吾曹不出，如天下苍生何？”这样的话，敢于说“我不能死，我死了天地将为之变色”的话，实在其来有自，并非狂妄——他是早早就领受到了属于他的天命啊！他的人生忧乐与整个人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每个人来到人世间都是有天命的，只是大多数人终生都没能领受这份天命！当然，领受了天命还得虔诚地完成天命方为大圣大贤，梁漱溟显然是做到了的。
　　三、朋友一生一起走
　　每一个有所成就的人物，周围都会自然形成大大小小相互砥砺的朋友圈子，他们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彼此成全。至于那些希圣希贤，则在其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朋友圈子，这既是他人格的召唤，也是他生命的感应，他和朋友们总是力求人生向上，教学相长，自我成全，自我完善，梁漱溟正是这样的人。梁漱溟在他人生的每个转折关头，都有朋友的正大影响。当然，梁漱溟能结交到有益于他人生的朋友，主要还在于他活着总是本乎人生向上的生命理念。所以他结交的朋友要么在人格修养上有特异之处，要么格外关心时势，切于事功。
　　小学时候，梁漱溟是他班上最小的学生，那年他十四岁，班里最大的学生二十七岁，年龄如此悬殊却同处一班只有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才会有，但这无疑有益于年龄小的学生，无他，年龄大的对年龄小的往往能表现成人之美的风度，能起到人格上的引领作用。梁漱溟当时和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要好。在廖的带领之下，他们曾结合起来自学。梁漱溟说：“这一结合，多出于廖大哥的好意。他看见年小同学爱玩耍不知用功，特来勉励我们。以那少年时代的天真，结合之初，颇具热情。我记得经过一阵很起劲的谈话以后，四个人同出去，到酒楼上吃螃蟹，大喝其酒。廖大哥提议彼此相称不用‘大哥’‘二哥’‘三哥’那些俗气；而主张以每个人的短处标出一字来，作为相呼之名，以资警惕。大家都赞成此议，就请他为我们一个个命名。他给王的名字，是‘懦’；给姚的名字，是‘暴’；而我的就是‘傲’了。真的，这三个字都甚恰当。我是傲，不必说了。那王确亦懦弱有些妇人气；而姚则以赛跑跳高和足球擅长，原是一粗暴的体育大家。最后，他自名为‘惰’。这却太谦了。他正是最勤学的一个呢！此大约因其所要求于自己的，总感觉不够之故，而从他自谦其惰，正可见出其勤来了。”
　　不似如今的孩子相约上网、打群架，而是如此严肃认真地相互砥砺，相约成全，这样的朋友圈子虽说处于少年时代，可能在思想上没有留下什么成果，但其人格上的促进作用是难以估量的。而对于梁漱溟来说，所谓人生向上，无非两点，作为自然人，要不断加强人格修养，作为社会人，要时时有益于人。梁漱溟之所以能记忆得如此清楚，即在于这个少年时代的朋友圈子促进夯实了他人格上的进步。这对于十四岁最易受到外界影响的年龄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中学时代，有两个人给予梁漱溟以里程碑式的影响，首先是郭仁林。
　　梁漱溟十四岁就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价值观，他受其父影响，信奉实用主义，认为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须看它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若思之偶有杆格窒碍，必辗转求所以自圆其说者。一旦豁然复有所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顾盼自喜。”这无疑是基于人生向上的信念而形成的价值观，所以到中学时代，梁漱溟就已经立志救国救世，建功立业，胸襟气概不凡之至，但他毕竟只有十多岁，而多年来自学的报纸杂志虽思想纷呈，观点多异，但报纸杂志上的文字不可能深入开展，缺乏知识的系统性和严密性。加之报纸杂志上的观点思想多是基于时政展开，相对来说肯定缺乏经典性与深刻性。而且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报纸杂志上的文字多围绕救国展开，激情洋溢，更有着一种轻学问而重事功的心理暗示。如果这种心理和实用主义价值观结合在一起，于年轻人而言，是很易流入浮泛空疏志大才薄自以为是的。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外力的提醒，的确很容易走火入魔，再也休想沉潜下来。要知实用主义虽是很好的价值观，梁漱溟后来把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完全的错误价值归咎于他父亲的影响固然不对，但任何一种价值观都是有缺陷的，不可绝对真理化，否则，就可能导致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手段化，那是多么可怕是可想而知的。而到了中学时期，梁漱溟的确已经开始把实用主义绝对化了，这大约也是他后来一再否定这种价值观的原因吧——他返归来处看到了危险，也许会出一身冷汗吧。
　　梁漱溟回忆说，那时他在人生思想上其实还是很浅陋的，对于人生许多问题，还根本没理会到，对于古今哲人们的高明思想，不但没加理会，甚至拒绝理会，只有那些“具有实用价值底学问，还知注意；若文学，若哲学，则直认为误人骗人的东西而排斥它。对于人格修养的学问，感受《德育鉴》之启发，固然留意；但意念中却认为要作大事必须有人格修养才行，竟以人格修养作方法手段看了。似此偏激无当浅薄无根底思想，早应当被推翻。无如一般人多半连这点偏激浅薄思想亦没有。尽他们不同意我，乃至驳斥我，其力量却不足以动摇我之自信。”梁漱溟是一个时时反省自己的人，这段话正是他在反省中充分意识到了他那时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成长期，有如一个武功高手，某功练到一定的层次，如若不能突破瓶颈，轻则永远停滞不进，实则是不进反退，重则走火入魔，功夫全废。然而，在这样关键的人生转折点，梁漱溟却得遇郭仁林而不知不觉度过了人格发展的危机时刻。所以，多年后，梁漱溟说起遇到郭仁林，喜悦之情崇敬之心溢于言表：“恰遇郭君，天资绝高，思想超脱，虽年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老宿。他于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欢谭嗣同的‘仁学’。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笼罩我。他的谈话，有时嗤笑我，使我惘然如失；有时顺应我要作大事业的心理而诱进我，使我心悦诚服。我崇拜之极，尊为郭师，课暇就去请教，纪录他的谈话订成一巨册，题曰‘郭师语录’。……自与郭君接近后，我一向狭隘底功利见解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在我的思想上，实为一绝大转进。”
　　事实上，我们考察梁漱溟这段时期的思想人格状况，郭仁林不独给他带来了新的思想元素，消除了他思想上对实用主义的自觉的绝对化迷信，更重要的是，郭仁林的出现和郭仁林与梁漱溟交流的方式，还充实了梁漱溟，使他得以沉潜下来。当然，这也正是因为梁漱溟始终坚持人生向上的信念，于人格的修养与完善不敢有所懈怠所致——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梁漱溟能把握住人生的多次机遇，绝不让这些机遇无声无息地滑过，实在在于他从小就奠基的奋发图强的精神底蕴和诚实真纯的人格底色。想一想，以梁漱溟当时的思想水准，实在已经超过一般人多多，而他能如此谦逊地学习郭仁林，视之为师，不能不说他那时就已经具备了超凡的人格气象。当然，梁漱溟与郭仁林的交往是纯粹的朋友交往，他们在人格上是绝对平等的，也正是因此，郭仁林也尊称梁漱溟为“梁师”，正是有这样平等的人格碰撞，他们才能持续交往，互相成全。
　　如果说郭仁林给梁漱溟的影响更多是帮助他度过了人格修养的危机，在显性思想层面破除了对实用主义的迷信，引进了新的思想与学术资源，其影响是比较抽象的。那么，甄元熙则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梁漱溟的人生，是梁漱溟一段人生的思想经历与生活经历的直接推手。
　　梁漱溟是看着梁启超们的文章度过少年时代的，他很早就确立了救国之志。怎么救国，民族的前途何在，他虽然年轻，却有着自己的判断。他热心于政治改造，但并不排满，心仪于英国式政治，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的等差，认为无论法国式内阁制，或是美国式总统制，皆不如英国虚君共和制。在政治改造手段上，他认为可以用种种手段，而莫妙于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办法。盖因此种手段既很有效，又破坏不大，且可免遭国际干涉。这些理论和主张，虽然是从立宪派得来；但却实在都经过了梁漱溟的往复思考，并非一种学舌。之所以如此说，就因为这些观念都是经过了辩论的检验。和他辩论的就是甄元熙。他说：“我和甄君时常以此作笔战，亦仿佛梁任公汪精卫之所为；不过他们在海外是公开底，我们则不敢让人知道。”很显然，甄元熙是主张革命的。正因为两人都是理性的辩论，所以观念的交锋并无胜负之分，但时代却作出了选择。——清廷一再拖延立宪，致使全国上下人心灰冷，立宪契机就此流失，大量立宪派人士转而支持革命。梁漱溟正值青春时代，血气方刚，更有一腔救国之志，自然而然也倾向革命了。梁漱溟中学快毕业时，武昌起义爆发，他更是在学校里呆不下去了，他并非死读书，读死书之人，值此历史变动之际，更是内心奋动，于是就在甄元熙的带领下，参加了京津同盟会。在革命之前参与谋划暗杀满清大臣，革命之后则做起了甄元熙所办报纸的记者。
　　从参与革命到做记者，前后有两年时间，这两年时间于梁漱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般论者很少论及。此前他一切知识观念都来自书本，立宪也罢，革命也罢，都是别人的说辞和实践，从文字上看去，无不过于遥远和理想化了，社会究竟如何，他其实一无所知。但这两年的人生经历却使他从书本上走出来，参与了社会也认识了社会。更难得的是，因甄元熙在革命党人中地位甚高，梁漱溟由此得以参与预闻了革命党人的一些重要行动，对革命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后做记者，他更幸运，借助《民国报》外勤记者的身份，他能够出入当时国会议会以及各党派会议的任何重要场合，既得以全面直观地把握当时的政治生态，又可近距离观察接触乃至认识那个时代的几乎一切风云人物。梁漱溟一直是一个认真的人，从不肯随俗从众，当社会这本大书在他面前敞开，他当然会充分发挥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如此，这段人生阅历之所得是看多少书都比不上的。梁漱溟此后不久几度想要自杀，显然起因于这种近距离接触产生的幻灭感。他说：“在此期间内，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底，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但当他度过这段精神危机，他就彻底成人，从此他就把握住了自己的人生，此后的每一步都是他理性的选择，而非有如此前参与革命一样是顺着时代走，有不能自已之处了。梁漱溟后来对暴力革命的坚决反对，对政府的中立态度，建国后想要站在政府外的打算无不可从这段经历之中找到原因，这甚至影响到他的学术创造与乡村建设运动。他后来对中国百年来革命性质的判断——中国革命起于外部的刺激而非内部的需要；他后来在乡村建设运动之中坚决排除政府权力的干预，无不起于这段经历。可以说，这段经历实实在在改变了梁漱溟的人生。
　　梁漱溟做完两年记者，就二十岁了。从十八岁到二十岁，从顺天中学堂出来直接走上社会，那种高密度、高质量的社会经历和他此前的人格修炼与自主学习融合在一起，使他的理性与人格完全成熟了。四年之后，当他走上北大讲堂发愿发扬孔子学说时，他的思想或许还不成体系，却已经完全成熟，当那时他就完全成人了。他完美幸运地走过了自己的青春期。
　　梁漱溟成人之后一直到生命终结，还有很多朋友圈子，有些朋友甚至交流往还了一辈子，比如他在北大结交了伍观淇，又经后者介绍结交了李任潮、陈铭枢等人，这些人是他一生的朋友。伍观淇让他明白了儒学乃切实直接的性命之学，所谓人格修养是一门切切实实的博大精深的人生向上的学问，丰富深刻了他对孔子的认识，是他一生最为佩服的人；他与李任潮的交往是他得以借助政治权力开始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始；陈铭枢1953年时以高超的智慧帮助他免受牢狱之灾、杀身之祸。当然，成人之后，梁漱溟主要的朋友圈子是他的学生，很多学生千里迢迢追随他，有些甚至一生相伴，不离不弃，比如陈亚三、黄艮庸、李渊庭等人。这些人自然是为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事功感召而集结在他周围，但他从他们身上所得到的并不比他给他们的少。梁漱溟和学生在一起和他与其他朋友在一起的交往方式是一样的，完全的平等交流，他没少受到学生关于他人生态度失当的批评，更没少收到他们事业上的建议。1929年他在曹州办学却因失望而中途丢下一众同仁跑回北京就被黄艮庸严厉批评其做事不能善始善终。学生与他的交往，也是他自学的一部分资源，从与学生的终生交往中，他的人格修养之学不断趋于完善，当然，这种学问不是纸面的，而是生命的。
　　与朋友的交往，朋友圈子的丰富和持久，都是梁漱溟人生向上理念的实践和他人格修养与事功努力的辐射，从来就与个人身家性命无关。他的朋友圈子，是人生向上的朋友圈子，是超越有对趋于无对之境的生命奇观。
　　四、从小树立人生向上的目标
　　二十四岁之前的梁漱溟，相比他的同时代人，虽然也曾从那个时代感受过幻灭与苦痛，但他从时代那里感受到更多的是正当正大的教育，是那个时代精神至刚至大的一面，所以他人格上便没有染上阴郁悲苦或狂躁放纵的一面。每至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如鲁迅般的深刻阴郁，如陈独秀般的狂躁不羁，如胡适般的理智清浅往往就是那个时代的几种典型面相，这在五四时如此，在魏晋南北朝如此，在春秋战国也如此。梁漱溟的性格却在时代与家庭的合力之下达至了平衡，并没有向某个方面特别偏出，他的个性集中体现的是那个时代明朗弘阔雍容典雅的一面。这首先得益于他和谐亲密的家庭气氛。梁济虽生于苦寒长于艰辛，但到梁漱溟兄妹来到这个家庭时，他的父亲给他们的已经是一个经济上还算小康的环境了，全家人不用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谋生之上，生活氛围的从容淡定激发的多是人性中亲和平慈的一面。更重要的是，父亲梁济感于自己幼年时受到长辈比较严正苛刻的教育，不愿子女再受自己当年的苦痛，对孩子们以自由放任为主，但却又时时和孩子们平等交流，既保证了孩子们个性的自然成长，又确保了孩子们心灵的正直向上。到十岁左右梁漱溟已经开始独立用心思的时候，他又能以自己的一片向上之心时时感受到父亲还有父执彭翼仲那种绝不做自了汉，而是殚精竭虑、心忧国难、志切图强的传统中国最优秀的人格之美好盛大。
　　可以说，给予梁漱溟最初的时代精神濡染的是他的父亲梁济和父执彭翼仲，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梁济从不以孩子小而视家国之事为大人之事，不和他们交流。要知梁漱溟是看《启蒙画报》与《京话日报》长大的，特别是《京话日报》，根本就是时势报道与时势评论，小小年纪看这些东西，若没有大人的引导，是很易堕入灰暗沮丧之中以致落于阴郁沉闷的。果然，梁济并非不管不顾，而是经常和他的孩子们交流对时势的看法，他通过这种方式，早早就让时代融入了梁漱溟的内心，成为他人格成长的最丰富宽广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梁济并非那种口头忧国者，而是一个身体力行者，而《启蒙画报》与《京话日报》正是更具行动能力的彭翼仲的行动成果，他们两人为国事忧劳奔走的耿耿衷肠、无私行迹为梁漱溟所日常濡染，自然一方面是人格的示范，但更重要的是时代伟大精神与远大抱负的示范。要知他们两人的言行正深刻地发抒着这个民族从古以来就不曾消失的生命元气，承载着那个时代最为强劲正义的民族愿景。
　　梁漱溟生于1893年，次年即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他的童年、少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最耻辱的时代。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刀两断，战争之前，中国虽屡败于西方大国，民族自信心虽大损，但却也得以洞开国门，发奋图强，学习西方，一度有了几十年的发展，民族自信也有所提升。甲午战争的后果是可怕的，它使中国举国之力建造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不独如此，中国还要承受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以及巨额战争赔款的沉重损失和无比羞辱，中国人自信心与自尊心几乎可以说丧失殆尽，跌于冰点之下。关键在于甲午战争不是败给国人心理上尚能接受的西方大国，而是败给一向与我们同文同种，且向来被国人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这个刺激太过强烈，以至于一时之间，华夏大地弥漫着“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样的悲怆、苍凉、绝望、迷茫与愤怒。由此，知识阶层空前地行动起来，救国、维新、排满、共和，梁漱溟的青少年成长时期正与这一系列的时代大剧相始终。无论是《京话日报》，还是后来的梁启超们的《新民丛报》、《国风报》、《民主报》、《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申报》、《新闻报》、《时报》等等，并非只是他自学知识观念的纯粹教材，根本上就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面向一个成长中的少年的展开。之所以说是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就在于这些报纸杂志本来就是那个时代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表现。这些时代精英以言论报国，或则切切于唤醒民智，启蒙民心；或则耿耿于策论辩难，探索中国之路；或则昭昭于烈士义举，英雄仁风……圣贤怀抱、仁人情致、侠士义举、赤诚肺腑、烈烈肝胆无不流转于那些字里行间，实在就是时代精英们大写人生的展开，是那个时代最为杰出、最为光润的精神的熠熠焕发。
　　倘使一个人已经成年或即将成年，有了许多世俗之念，那种生命的致命隔膜肯定让正大光明的影响大打折扣，梁漱溟的幸运在于他是以赤子之心感受这些伟大人生与特异精神的，这就好比一株嫩芽沐浴春日光芒，自然而然又烙印深刻，更何况梁漱溟还是十年如一日无时不在这波澜壮阔之精神风景的强有力光照之下呢！所以说这个对他人来说明明是衰败破落的时代给予梁漱溟的教育几乎可说是最为纯正博厚、最为典雅盛大、最为光明磊落，也最为强大有力的情感教育与精神感化。所以，当梁漱溟走入社会，看到了文字中看不到的种种人格残疾与理想阴影，自然容易陷入失望与幻灭。但也正是时代十年如一日的美好教育，早已使他的人格成熟，正大宽厚的人格气局已经成形，人生向上之心已经根深蒂固莫可动摇，所以他才能迅速走出绝望幻灭，继续探索自己的人生之路与中国之路，他在此不久即深研自修佛学并非心灰意冷逃避现实，而是直面人生苦难，寻求解决之道，仍然是时代自强不息精神的贯通流转。
　　……

序言：迷雾重重的传奇
上篇  人生传奇
第一章   最好的教育
一、影响一生的少年教育
二、走出独特的人生
三、朋友一生一起走
四、从小树立人生向上的目标
五、度过迷惘的少年时期
六、二十四的成熟青年
第二章   北大七年
一、人生的三次思想转变
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三、在北大的九年美好生活
第三章   曹州办学与乡村建设
一、奔向更广阔的天地
二、从困惑走向坚定
三、改造中国的理论
第四章    抗日战争与内战期间
一、访问延安
二、巡视游击区
三、谋求统一的努力
四、为和平四处奔走
第五章   建国后的遭遇
一、梁漱溟与毛泽东的恩怨
二、反对林彪名字进入宪法
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第六章   倾注一生心血的两本书
一、《中国——理性之国》
二、写了半个世纪的《人心与人生》
第七章   百年人生铸传奇
中篇  代表作品
如何成为今天的我
发挥中国的长处吸收外国的长处
下篇  开放讨论
讨论一：梁漱溟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讨论二：梁漱溟最大的学术成就是什么？
讨论三：梁漱溟是如何理解人生的诸多问题的？
附录：社会各界人士挽梁漱溟先生
后记：一次破解传奇之谜的侦探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