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我在绍兴城里游走，也曾走进过笔飞弄的蔡元培故居。
我曾经在填各种表格的“籍贯”一栏里，纠结过好长时间，究竟是填绍兴还是杭州呢？
明明白白的，我父母和祖父祖母都是绍兴孙端人，爷爷家到外祖父外祖母家也不超过五分钟，印象中也就隔了几个大台门，那是我从快乐奔向另一个快乐的必经之路，所以我填绍兴是理所应当的。真到接近乡音未改鬓毛衰的年纪，对血脉和基因中的某些东西又多了些认同和归依。因为我知道，田园将芜，故乡不再，这不是因为战争，而是比战争更为迅猛和惨烈的革命和建设。这个时候我笔下的绍兴二字，一定不是高楼大厦以及类似的国际广场什么的，作为故乡的绍兴，它一定是小桥流水霉干菜，秋瑾鲁迅蔡元培。
说起绍兴的名家志士，动刀动枪的，就有王金发、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陈伯平这一路的，他们真正是我以我血荐轩辕，谁敢说绍兴人只好幕僚师爷刀笔吏？而文的一路，邵力子、经亨颐、许寿裳、周氏兄弟、刘大白、孙氏兄弟，仔细一探文脉来路，似乎都跟蔡元培有所关联。
扯远了说，蔡元培早年是文武都来的，两手抓两手都硬的。反清的时候，他曾是个暴力革命的信徒，研制炸药，企图用炸弹炸掉黑暗的旧中国；其言其行，甚为前卫。蔡元培还曾是上海光复会的首任会长，而同乡陶成章即是副会长，所以这个源头也是可以算在蔡元培身上的。
只是后来蔡先生才觉得要用科学和教育来救中国和建中国，于是遂成一代大师。这个当年的翰林，是从旧堡垒中杀出来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探讨救中国的路子，没有哪一个人能做总设计师的，都在淌着石头过河，有些是淌着淌着倒下了，有的是偏航或掉头上岸了。
我曾经看过不少写蔡元培早年的文章，比如周作人，比如曹聚仁，他们文中都说蔡元培早年是个怪才，这个怪在绍兴城里的读书人那里都似有所闻，好像是说他写的八股文也跟人不一样，但再怎么不一样，那也是八股文呀，且也得有人欣赏才好。这也就是说在那个体制里，还是允许读书人怪一点的，这在今天叫作特立独行。请注意，蔡元培1892年参加殿试策论的文章题目叫《西藏的地理位置》。这一百年前似乎还没有《国家地理》杂志吧，一个读书人如果没有全局胸怀，大约是做不好这篇文章的，虽然他做的也是八股文。
这里有个例证，是说蔡先生在1896年回绍兴居住时，阅读的书籍就有——
1月30日，阅《日本史略》，彼国阿波冈本监甫著（笔者注：原文如此）……
《日本师船考》，沈敦和（仲礼）著。
《盛世危言》，香山郑观应（陶斋）著。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
2月2日，阅《电学源流》、 《电学纲目》、 《电学入门》、《电学问答》。
2月5日，阅《光学量光力器图说》毕。10月10日，阅梁卓如“《西学书目表》，区书名，撰译人，刻印书．本数、价直、识语六品，甚便翻检。识话皆实。”至梁著“《读西学书法》，则取识语，演简为繁耳。末篇立意本正，而窜入本师康有为悖谬之言，为可恨也。”（出自《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谢德铣《蔡元培先生在绍兴》）
在旧体制中浸淫多年，尤其经历了甲午海战的惨败．蔡元培一定是觉得他所经营的那些文字苍白无力，当时他在官府里的职位叫编修，相当于一个史官吧。他发现自己做不了司马迁，因为要编撰的全是国家和同胞被欺侮之事，那时的中国也一定叫泱泱大国的。那个时候蔡元培就开始读那些国外的书以及科学常识类的书，那就是希望看得更远更深，所以他后来把目光投向了德意志，投向了哲学、伦理学和美学，后两者从大概念上也都属于哲学范畴的。
而蔡元培真要去德国留学，则要到1907年，这一年他已经是41岁了，而且在德国还得学语言，还要当家庭教师，这是很不容易的，不像鲁迅他们早早去了日本。
特别要注意的是，1907这一年又恰是皖浙起义徐锡麟秋瑾被砍头的年份，这是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清政府终于废了科举制，这就大大动摇了千年以来的官僚选拔制度。四年之后，皇帝垮台了。即使垮台，还得说清政府其实还是很了不起的，腐败是一个方面，末日的政府没有一个不腐败的，但那至少已经看到了腐败，也至少已经在刮骨疗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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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