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理性和契约方面的强调，至少在客观上抑压了看起来是非理性的、非实用性的象征符号的重要性。
在现代社会学三大理论巨人--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中，只有最后一位对社会象征现象作出了详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社会象征理论。埃米尔·迪尔凯姆在后期从社会学转向了人类学研究。他后期的代表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创立了社会学中的一些关键性知识门类，如宗教社会学、知识社会学、象征社会学。他“发展了一种世俗社会的理论。这种理论强调的是：象征归类的独立因果关系的重要性，宗教与世俗之间象征性划分的主要作用，仪式行为的社会意义及象征的归类，仪式的变化过程和社会团结的形成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
迪尔凯姆的社会象征理论牢牢掌握了象征变化过程的清晰原理，认为“非宗教社会变化过程的各种理论必须以宗教界的活动方式为模式”。人类社会具有一种“为自身树立偶像或塑造各种偶像”的自然倾向，也许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的和永恒的”特征。他告诫人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必须透过符号，找到它所表现的并赋予其意义的那个实在。最野蛮和最古怪的仪式，以及最奇异的神话，都传载着人类的某些需要以及个体生活或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迪尔凯姆分析社会秩序的起点是他著名的社会两分法：
神圣物体与世俗物体；神圣活动与世俗活动；更笼统地说，是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在社会领域的“正常”环境中，每个环境都有其自身的限定范围，正是在宗教与世俗的对抗中才发生社会领域的戏剧性事件。虽然大多数社会学家都同意这些戏剧性事件是世俗领域对宗教领域的入侵，即世俗领域的扩展是以宗教领域的受损为代价的（这是人们所熟悉的“世俗化”这一概念的主要含义），但迪尔凯姆注意到了社会的世俗领域里也存在大量的具有“神圣化”的宗教性因素，因而认为必须按照象征的归类方法来进行研究。这些领域的结构是由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紧张状态所决定，它们的主要社会变化过程是仪式主义的，其最主要的构造动力与建立和破坏社会团结有关。由此，迪尔凯姆断言，“没有象征符号，社会情感的存在是不实在的”
“社会生活在其所有方面，在其历史的各个时期，都只有借助庞大的符号体系才成为可能。”
迪尔凯姆社会象征理论的后继者--“后迪尔凯姆主义者”将迪尔凯姆有关原始宗教的论说运用于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象征现象的研究。新近的迪尔凯姆主义者又进一步将象征问题与政治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把一般的政治信仰和行为的外表与产生它们的那些处于深处的社会机制区分开来，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政治仪式理论”。例如，兰德尔·柯林斯（RanallCollins）就认为，政治本身在所有社会中都是仪式。仪式是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并因而成为分析普通政治的手段。政治仪式理论对分析那些没有直接关注经济和其他物质群体利益的政治的方方面面特别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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