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亚洲来了，想要一切
亚洲正站在消费的门槛上。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数以亿计的人购买手机、冰箱，吃肯德基和麦当劳，喝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但这些人只是先头部队。再过10年或更多年，将会有二三十亿人加入到消费大军里，他们会购买摩托车和小汽车，会把手机换成iPhone（苹果手机），会买高清电视，还会到别的城市买房子。
这就是一直驱使亚洲前进的梦想。政府把快速增长作为首要目标，为跨国企业降低门槛，并告诉国人，只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繁荣昌盛。欢呼的时刻几乎马上就要到来。随着亚洲的不停追赶，再过几十年，所有能够想象到的商品和服务方面，消费都会有极为惊人的猛增。
以家禽为例。据推测，美国人每年会吃掉大约90亿只家禽。而整个亚洲，一个人口13倍于美国的地区，如今每年大约会将160亿只家禽送上餐桌。如果亚洲人将其“消费标准”提升至与美国同一水平，如此持续到2050年，那么整个地区将会吃掉超过1 200亿只家禽。①
再以能源为例。目前，美国的人均用电量为每天250度，中国为每天40度，而印度只有中国的一半—每天20度。同样，如果将电量消费也提升至“美国标准”，那么亚洲的总用电量将是美国的14倍。即便亚洲有所节制，采用“欧洲标准”—人均每天150度，总用电量也比美国高7~8倍。
繁荣的前景让亚洲甚为兴奋，尤其是对企业而言。不管是汽车厂商、煤矿企业、保险业还是信息产业，亚洲巨大的市场潜力似乎终于爆发出来。
政府对此同样喜闻乐见。西方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经济主导总算告一段落，亚洲将夺回全球经济中心的地位。19世纪初，亚洲的经济产出超过全球经济产出的一半。而在随后的150年里，由于西方工业革命兴起，亚洲的经济地位直线下滑，到1950年，其经济产出已下降至只占18%。但现在，亚洲强势回归了。日本带头，中国紧随其后，印度现在也紧追不舍。到2025年，亚洲的经济产出将占全世界的一半。而到2050年，亚洲的经济产出占世界的比重将能回到18世纪时的高度，达到约55%。
那么老百姓呢？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工作，存款越来越多，数以亿计的老百姓站在了中产阶层的边缘。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已先后尝到了甜头。现在，东南亚、中国和印度的老百姓也已经或将要开始追求更多的物质生活。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像美国人一样生活的梦想已经近在咫尺了。
真的是这样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一些机构预测，未来世界经济将不会停顿。它们认为，以现在的趋势来看，2005~2050年间，世界经济产出预期将增长6~7倍（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联合国秘书长首席经济顾问杰弗里·萨克斯计算得出，从2005年到2050年，世界经济产出将增长6.5倍，从67万亿美元增加到420万亿美元）。①假设后半世纪增长放缓，那么到21世纪末，世界经济产出仍将增长15~25倍。①
亚洲将会在上述时间段内出现比例失调的增长。目前，亚洲国家的产值约为30万亿美元，到2050年，年平均实际增长将略高于5%，产值将到达230万亿美元，大约是目前的7~8倍。
这些都是令人吃惊的数字，但它们需要经过详细的审查。据华盛顿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说，在20世纪中期以前，地球差不多能自给自足，但在随后30年，经济突飞猛进，增长扩大了8倍。到1980年左右，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地球的资源再生速度。而现在，它已经超出了将近30%。②
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球已经处在崩溃边缘。地球还有大量的资源储备可供人类以现有的程度开采数十年。但如果我们持续追求所谓的“成倍增长”，是6~7倍或15倍，甚至是25倍的增长，我们确信地球上的资源必将很快面临枯竭。而到那时，受影响最直接、最严重的地区将会是亚洲。
水是目前最紧迫的资源。几乎毫无例外，亚洲各国的人均可用水量都在急剧下降。印度的人均可再生水资源在2000~2005年间下降了7%，中国下降了5%。③但这两个国家和巴基斯坦的情况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农业是经济中最大的部门，有将近半数的地球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4，同时，占世界用水量的比重高达96%。这样的用水方式正在摧毁国家的水资源。据联合国世界水评估方案（United Nations World Water Assessment Programme）的数据显示，人均可再生水资源在21世纪的前5年就下降了超过一半，从2000年的人均2 961立方米下降到2005年的1 420立方米。①
亚洲各国开始发现水资源越来越少，开始发现人们抽取水的速度要远远快于雨水补充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试问我们何以能够追求所谓更好的生活方式？在印度，大多数人都保持着素食的传统，要让他们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去接受对水资源需求远大于素食的荤食，显然很不现实。目前的用水速度已经形成了一个“水泡沫经济”，能为我们下一代留下的水资源将无从保障。
其他的资源同样也受到威胁。若未来10年仍不作出改变，亚洲的雨林将不复存在。绝大多数人将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曾覆盖热带大陆的葱郁植被，而这只经过了短短60年时间。巴西亚马孙热带雨林滥伐现象众所周知，但印度尼西亚对其森林的“清理”更让人瞠目结舌。在过去的50年里，印度尼西亚的雨林覆盖率从原来的82%下降到不足50%。②它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几乎能和巴西的雨林滥伐相提并论。1990~2005年间，在因砍伐雨林而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巴西 “贡献”了1/3，印尼并没有落后太多，也“贡献”了超过1/4。而整个亚洲则接近36%，超过了巴西。
但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方面，气候变化将最终超过水资源短缺，成为环境恶化的首因。很难说哪个国家会受影响最大，但拥有1.6亿人口的孟加拉国肯定是候选者之一。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U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在200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估计，到2050年，孟加拉国的农业产出与目前相比将会大幅下降，其中大米产出将下降8%，小麦产出将下降32%。③世界银行也已经预测，从现在起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每年将要支出400亿~1 000亿美元用于处理气候变化对其农业所造成的影响。
类似的统计在几乎其他所有关键资源中都能找到，从表层土到稀土，从温室气体排放到原油。这些资源不是已濒临枯竭，便是会因开采而造成能对人畜产生威胁的环境影响。
坚持现有的消费驱动型增长政策，也许能让许多亚洲人过上中产阶层的生活，可能有数亿人，或者更多。但不管有多少，这个数字都远远比不上其他阶层的人数，尤其是生活在偏远农村的农民和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村移民，他们的生活会被水资源短缺、土地沙化、极端气候、不断提高的海平面，以及其他气候变化引起的冲击和不断恶化的环境所摧毁。对于他们来说，像美国那种诱人的消费时代永远不会到来。
处在极限
当然，也有不少人对于种种预测，例如马尔萨斯主义恐慌症（Malthusian fear-mongering）等置若罔闻。毕竟，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预言中的极限迟迟没有到来。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才智已经找到了更多攫取价值的方法。农业尤为明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绿色革命”，为发展中国家的数十亿人口解决了吃饭问题。
世界正走向资源枯竭，对此最著名的预测莫过于20世纪70年代初由罗马俱乐部所编写的《增长的极限》。同样，该书预测，持续的消费驱动型增长以及不断增加的人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短缺直至枯竭，持续的严重资源短缺也将会使商品价格不断抬高。但是，事实又再次证明这个预言是错误的—价格正不断下滑。不管有多少来势汹汹的“极限”预测，能源资源尤其是石油，现在还如往常一样丰富。
但是，即便认识到大量的预测最后都没有成为现实，我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在过去的200年里，从托马斯·马尔萨斯写作伊始，人类便一次又一次突破了各种极限，使经济得以在20世纪不断发展。但若只着眼于资源短缺和损耗本身，便会忽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资源利用给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而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在利用资源的过程中，环境成本会被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工业从未为它的生产发展和技术使用付过真正的成本。
因此，虽然我也相信人类会继续想出更多的点子和发明，去生产足够的食物养活每个人，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改变我们这样做的方式以及生产那些我们要消费的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方式。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生态成本必须被考虑在内。对资源面临枯竭的地区，必须采取措施限制资源利用，例如彻底禁止开发或征收相应税种等。马尔萨斯并没有说错，如果我们不加以控制，极限终究会到来。《增长的极限》也没有说错，现有的消费趋势，将会使世界陷入一系列的资源极限中。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所预测的趋势到现在几乎一一应验，而最近关于该预测的一项分析也发现，从该书出版到现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书中提出的许多预测与现实情况极为吻合。①
但非常奇怪的是，这些假设都认为极限是可以不断突破的，换言之，资源利用所造成的影响根本微不足道。在当今世界，这样的观点被普遍接受，对此，市场原教旨主义责无旁贷。特别是，它声称有限的商品能通过自由市场进行最优分配从而实现“效率”，而这正是它的核心谎言。短期而言，确实有许多合理安排措施能使人们生活得更好，例如发明出机器能够抽取深层的地下水供人们使用。但是，如果这些忽略资源的长期消耗的事件一再发生，比如上述的开采出的深层地下水被下一代人用来浇灌庄稼，那么“马尔萨斯的忧虑”只是推迟了，并没有解决。
悬崖边缘
如果说把棘手的问题先搁置一边，这至少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对于一个只会越来越糟糕的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呢？
1990年，中国的汽车工业极为落后，年产量仅为几十万辆。到了2009年，中国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国，年销售量高达1 300万辆。随着世界汽车厂商在中国的不断扩张，增长数字有望进一步攀升。美国能源部的一项调查估计，到21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将会赶上美国，届时两个国家都将拥有大约3.3亿辆汽车。而到了21世纪中期，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将上升至4.7亿~ 6.6亿辆，这个数字离目前的世界汽车总数8.2亿辆并不遥远。
那么，我们拿什么燃料来发动这些汽车呢？2005年，中国的车辆消耗了1.09亿吨石油；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会是2005年的6~10倍。到那时，想要找到充足的能源将变得非常困难：“考虑到目前世界石油储备的消耗速度……以及全球石油供需的地缘政治复杂性，该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其车辆增长缺乏管制，只注重车辆生产效率的改进，这些都将导致其交通系统无法稳定而可持续地发展。”①
其他的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for Foreign Relations）的调查推断，如果中国的人均石油消费量上升到与韩国同一水平，那么中国的石油消费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将会从现有的10%飙升至70%。另一种情形是，如果中国石油消费占世界的比重要达到峰值22%，即美国现在的水平，那么未来10年，世界石油产出每年要增长13%，即自1975年来年均增长率1%的13倍。①
显然，所有投资中国汽车产业的企业都期盼着能发生些什么来改变现状。在这些投资者当中，法国雷诺公司兼日本日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卡洛斯·戈恩作出了尝试。
戈恩设想着汽车产业的“大跃进”。由于中国、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汽车产业的发展势头强劲，他预计到2050年，世界轿车总数将达到29亿辆，比目前世界轿车总数的4倍还多。②但他同时也认为，未来的汽车与现在的会很不一样，到那时，所有汽车都将能实现零排放。但除了对汽车产业可持续性的乐观设想外，他对于该产业将会引起的资源及环境问题只字未提：需要多少原材料？要为这么多车修建多少道路？要消耗多少燃料？车辆增加所带来的交通拥堵及其他外部成本又如何解决？
整个亚洲都弥漫着类似的只追求短期利益的愿景。对资源的需求、污染所带来的压力以及对气候的影响都在不断扩大，并且越来越快。科技或许能帮我们养活自己，但同时也为企业不计后果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帮助。渔业及林业便是最好的两个例子，捕捞技术和砍伐技术的发展使得两个产业取得了迄今难以想象的“丰收”。但更危险的是，科技改变了资本在全球流通的速度。信用卡和借记卡等便捷的高速金融交易工具鼓励人们花钱，促进了消费的增长，金融的发展也为企业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服务。然而，这些都加速了人类攫取资源的决策和行为。
可持续发展
要想应对目前面临的种种环境和生态挑战，亚洲必须找到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方。何为可持续发展？被引述最多的定义是1987年由世界环境及发展委员会发表的布伦特兰报告（Brundtland Commission report）所提出的：“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①
可持续性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不要求所有事物都保持不变。我们必须维持一个富有活力的生态系统。资源可以被开发利用，但同时我们也必须保障类似的替代品能为后代所用，不管是直接的（尚未被开发的资源）还是间接的（制造资源冗余）。
关键在于，国家应该着重生产基础的可持续性，而不是一味地刺激增长。有人会质疑，增长会带来什么影响吗？如何能够区分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增长及有害的增长？
要理解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我们可借助于一个简洁明了但被广为应用的公式：I=PAT。该公式由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及环境学家约翰·霍尔德伦在20世纪70年代初首先阐述，其中I代表人对环境的影响程度，P代表人口规模，A代表富裕程度，T代表技术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指数，通俗点儿说，就是科技发展水平。
亚洲的P值，即人口规模极为庞大，但该变量的变化速度很慢，我们可以先假定该变量为非主导变量。因此，要想达到最优平衡，重点在于增大变量A，同时降低变量T。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如果我们想在环境影响不变的基础上使人们的富裕程度增加一倍，那么变量T，即科技发展水平必须相应地降低50%。
目前，亚洲的消费水平大约为美国的1/20。如果想将该比重提升至1/2，意味着变量A要增加至现在的10倍。因此，若环境影响维持在现有水平，变量T则须降低90%。
坦白说，这难以想象。随着工业的发展，汽车、家电及其他电子产品将充斥整个世界。无论怎样提高生产和发电效率，由此而造成的环境影响都只会不断增加。变量A的上升速度会远远快于变量T的下降速度。
因此，如果亚洲国家想把环境影响维持在可控范围内，它们就不得不谨慎处理A和T的关系，同时还得思考是否有比现在更好的方法去实现A。在本书第三章，我将会与大家一同探索致富的可能途径，但现在，我想先进一步探索A与T的关系在发达国家与其在亚洲的区别。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最紧迫的环境问题依然是气候变化，它们致力于寻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又不牺牲生活质量的方法。由于大多数这类国家的人口基数比较稳定，甚至稳中有降，因此它们能够相对容易地维持现有的富裕水平，甚至能稍稍提高，同时又有科技发展的空间去降低T，从而减缓环境影响的压力。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国家几乎不需要为此改变它们的行为，气候变化在它们眼中还只是技术问题。同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国家无法理解亚洲必须要做的一切—很简单，因为它们还不明白亚洲不可能使用和其一样的工具，也不明白亚洲要走的路比它们曾经走过的要困难得多。
而后者也正是西方国家在援助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时，总是不得要领的原因。如果亚洲选择另外一条发展道路，许多西方企业的利益将受到严重影响。西方对亚洲的经济政策或许已经不再像殖民时期那样粗暴，但没有改变的是，它们始终以保持自己的经济优势为中心，而要做到这点，没有什么方法能比扶持跨国企业更奏效。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得力助手—全球化，就成功地打开了市场的大门，使得企业能销售更多的商品，能将生产转移到有着廉价劳动力—往往是非工会成员的地方去。欠发达的监管体制助长了境外污染的入侵，放任高环境成本设施肆意蔓延。①
很多企业发现，在经济体制刚开放不久的国家最容易发财。在这些国家里，市场高于监管，这为他们攫取当地自然资源提供了很大便利。例如在东南亚，新兴民主国家的雨林消耗要快得多，这是因为一旦私营企业能够在这些国家站住脚，它们便有动力和手段—例如输入资本及设备等—尽可能快地扩张。②
然而，金融危机对削弱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事实上，它很有可能产生了相反的效果：随着它们国内经济的衰退，跨国企业更能理直气壮地向外扩张，寻求增长，而亚洲是个好去处。金融危机期间，印度的外来投资每年均有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来投资则普遍维持在每年900亿美元。
当然，这并没能解决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困境，他们在亚洲极力支撑其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寻找解决气候变化方法的前景却越来越暗淡。然而，这也许是因为世界开始逐渐意识到，发达国家还无法决定地球气候的未来，至少要加上亚洲才行。确实，如果不把中国和印度加入进去，欧美国家所作的一切决定将毫无意义。但如果亚洲选择走和欧美一样的道路，选择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那它们在关键决策上将基本失去话语权。气温会上升多少？海平面会上升多少？这些都由发达国家说了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在15年前，还没有多少人（不论是西方人还是亚洲人）会设想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会真的变富裕。当然，企业家们还是会探寻所谓的潜在市场，但除非从长远的角度去看，他们对这些国家并不抱太大的期望。然而，目前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许多人对此感到不知所措。
事实上，现在他们已经意识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有许多西方人甚至已经对中国和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感到懊悔。他们对中国重新崛起的一些反应暴露了愤懑之情，因为中国正在扭转世界经济力量的格局，西方国家不得不与之“争夺”资源，它们对这样的现实感到恐惧。假如印度也跟着中国的脚步前进，西方人的愤懑恐怕会越来越强烈。
……
展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
毋庸置疑，亚洲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作用。然而，全球面临的人口、资源和环境方面的挑战决定亚洲不能重走西方发展模式，尤其是不能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钱德兰?奈尔先生的新作建议亚洲各国以资源为中心制定政策，与“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相吻合，无论是对公共部门还是私有行业，无论是对商界还是学术界，均具有参考意义。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傅成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