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饥馑
1942年，中原河南发生了一次大饥荒。豫中平原，饿殍遍野，尸塞于道。据说，总共饿死了三百多万人。上个世纪的中国，物产贫瘠，生活困顿，内忧外患，战乱不已，饥馑、瘟疫、天灾、人祸，本不是什么稀奇之事。河南这次大饥荒的特别之处，是在于公正而有责任心的媒体率先披露了真相，而最终是被一位美国记者搅得天翻地覆。这个有责任心的媒体是中国的《大公报》。这个有正义感的美国记者是《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特迪·怀特，中文名字叫白修德。
河南饥荒，是天灾，更是人祸。灾荒显现在1942年的春天。连续的春旱，使当年的小麦大幅度减产，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国民政府驻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抗战的名义，强征军粮，硬派赋税，几乎掠走了农民所有的收获。军人们对农民说，支前打仗第一重要，再坚持几个月，秋粮就下来了。谁能想到，这一年竟是夏秋连旱，种下去的秋季作物——玉米、谷子、高粱等等，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农民手中没有丁点儿余粮，野菜、树叶、树皮都成了充饥的食物，不到年底，已有大批村民饿死。活着的人们，像躲避瘟疫般地逃离家园，踏上了逃荒要饭的漫漫征途。河南的老百姓对这场天灾人祸愤恨不已，称之为“水旱蝗汤”。《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他奉报馆之命于1942年底驻站河南，刚一到职便遇上这一惨绝人寰的饥馑。面对满目疮痍的豫中大地，张高峰坚定地认为，他有责任将这一切报道出去，昭告于天下。张高峰以河南叶县为重点调查地，详细了解饥荒的情况，以近乎白描的手法，撰写了六千多字的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明白，在惨烈而绝望的事实面前，白描，是最有力的表现手段；一个精确的事实，胜过喋喋不休的说理和论证。张高峰在通讯中写道：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河南今年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天灾。今春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遭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现在树叶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然后蒸着吃。在叶县，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刺嗓子！”
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几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
今天小四饥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见小宝冻死在寨外。可怜那些还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都陆续的离开了人间。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饿得睁不开。一斤麦子可以换二斤猪肉，三斤半牛肉。
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救灾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地方的治安。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手捧张高峰的稿子，心在颤抖。他为河南人民心痛，为啼饥号寒的灾民难过。他知道，刊发张高峰的稿子，会冒极大的风险，会令当局震怒和不满。但新闻人的正义感和媒体的责任意识，让王芸生义无反顾地签发了这篇稿子。他给张高峰的稿件改动了标题，《豫灾实录》，使报道更具客观和公正。1943年2月1日，《豫灾实录》刊于《大公报》上，犹如在重庆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激起了轩然大波。然而，王芸生意犹未尽，又用他那枝酣畅淋漓的抒情之笔，配发了一篇充满着王氏风格的评论《看重庆，念中原！》。王芸生在社评中说：“昨天本报登载了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枝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人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17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吾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社评说：“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借题发挥。借河南的灾情，说重庆的奢靡；借赈灾的无力，说政府的拙政，这大概就是《看重庆，念中原！》社评的本意吧！一篇纪实的通讯，一篇犀利的社评，《大公报》接连两天发出自己的正义之声，自然难逃军政部门的惩罚。2月2日傍晚，也就是《看重庆，念中原！》评论刊发的当天，国民党重庆新闻检查所，便派人来到了《大公报》编辑部，送达了“军委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造成了轰动大后方的《大公报》停刊事件。记者张高峰更是厄运当头，竟然被河南驻军抓进了监狱，严厉审查。企图找出这篇稿子背后的政治背景。《大公报》被勒令停刊三天，闭门思过，竟让一位美国记者如芒刺在背，浑身难受。此人就是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想知道，河南是否真有灾荒，《大公报》的报道是否属实，政府的停刊令道理何在？白修德想深入河南实地采访，合众社及英国《泰晤士报》的福尔曼正巧也有此意，两人便结伴而行，立即向河南出发了。
白修德天生是块干记者的材料。此人其貌不扬，小个子，大脑袋，一点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俊和轩昂。是的，他是犹太人，来自东欧的新移民。白修德的父亲戴维·怀特于19世纪只身来到美国，那时的怀特，除了一腔热情，几乎一无所有，甚至连英语都不会说。他最初当小贩，沿街叫卖报纸和香烟、火柴等等小日用品，同时自修英语，还进了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免费法律学校。最终，戴维·怀特成功了。他去了波士顿，当了律师。他坚信资本主义是剥削制度，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生活应当得到提升。他关注一贫如洗的当事人，常常为他们免费辩护。因而，尽管怀特从事的是一件令人羡慕的高收入工作，但他自己却常常挣不到钱。白修德就是在这种窘迫家庭生活中长大的聪明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像父亲一样当起了报童，挣取家里的一份费用。中学毕业时，他考上了哈佛大学，并获得了一笔奖学金。报纸学会也颁发给了他一笔报童奖学金，两笔钱加起来，刚好四百元，正好够了哈佛的学费。白修德兴冲冲地去哈佛报到入学了。当然，他明白，他不能住在学校里，不能像富家子弟那样享受学校的舒适寝室，优雅的餐厅和烛光摇曳的酒吧。这需要很多钱。白修德的父亲拿不出这笔钱。白修德怀揣着一张月票，白天来哈佛上课，傍晚下课便乘地铁回家。哈佛的历史上，还极少这种“通勤”学生。白修德明白，没有那两笔奖学金，他连哈佛大学的门都进不了。只要能在这里读书，揣着月票每天跑路有什么不可以呢？
……
展开
